⒈佛教慈善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的现代中国佛教史，是中国佛教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新阶段。现代中国佛教的这种历史性特征，不仅表现在政教关系、佛教制度、佛教理论、佛教文化和宗教实践等方面，也突出地表现在佛教的慈善观念上。

而“返本开新”正可以概括现代中国佛教慈善观念的主要特征——既是对佛陀创教和大乘佛教精神及中国佛教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也是自觉适应现代社会与文化发展的需要而作出的创新性阐发。

本文限于篇幅，并不是要全面地论述中国现代佛教的慈善观念，而只是集中阐述现代中国佛教慈善观念的这一“返本开新”的历史性特征的表现，从而展现其在当代的重要现实意义。

佛教从产生时起就非常重视布施的功德，如《长阿含经》中有佛告阿难修善积功以获得福报的重要性，指出布施、持戒和禅思是获得福报的三大因缘。《中阿含经》则指出“离杀断杀、弃舍刀杖、有惭有愧，有慈悲心，饶益一切，乃至昆虫”的意义，积极提倡“常好布施，欢喜无悋，不望其报”的思想。

佛教从传入中国的初期开始，就在济贫赈灾、治病救人、戒残杀等方面做了许多服务于社会的慈善事业。佛教界之所以从事慈善事业，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得到王公显贵的厚给和僧祇粟制所带来的财富积累，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大乘佛教六度精神的要求。到了宋代，佛教界还积极宣传做慈善事业对于现世消灾得福和对于来生有好着落的重要意义。(全汉升《中古佛教寺院的慈善事业》，载张漫涛主编《现代佛教学术丛刊》之九《佛教经济研究论集》第19—32页。(台湾)大乘文化出版社1977年)。

清末民初，中国佛教界逐渐自觉地认识到，要振兴明清以来极度衰落的佛教文化，唯有继承和发扬释迦创教以来的优良传统，以适应社会变化的需要。这其中，继承和发扬佛教的六度布施精神，积极兴办服务于社会人群的慈善公益事业，成为比较普遍的共识。民初由欧阳渐和李翌灼等最早成立的现代佛教团体——佛教会，明确地将救济、劝善和化恶作为世间的三大事业。他们还在《要求民国政府承认条件》中，将赈饥、援溺、治病、保赤、救灾、济贫、扶困、利便和劝俗戒杀戒盗等，看作是救济社会的必要工作。佛教会因此得到孙中山的充分肯定和亲自批复立案。( 参见《佛学丛报》1912年第2期，《专件一》第1-13页。《专件二》第1-2页。《专件三》第1-2页。《专件四》第1页。) ;后来相继成立的佛教协进会、维持佛教同盟会、中华佛教总会等，都竞相将兴办慈善公益作为其主要事业之一。

首先，慈悲之道是佛教的宗旨，因此，兴办慈善事业是佛教徒的天职。其次，兴办慈善事业，既彰显佛陀入世救世主义，又有益于人民生计和国家和平，以尽国民之义务。其三，大乘佛教的菩萨行，是先行财施以解除生活困苦，再行法施以解决生死大苦。其四，菩萨要福慧双修，研究佛学也应兼办佛教慈善救济事业。

⒉旅游经济

“天下名山僧占多”，佛教自东汉初年传入中国后，至今已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其文化的主要载体——佛教建筑大多与中国的美丽山水相结合。这笔有形的遗产和无形的佛教文化逐渐成为吸引成千上万游客的重要旅游资源。

佛教与旅游的关系密切

一部分佛教艺术和佛教活动是旅游资源。佛教旅游资源包括佛教物质景观和佛教礼仪活动两大部分。佛教物质景观主要是两千多年来的佛教艺术遗产，如佛教建筑、佛教雕塑、佛教绘画、佛教文学经籍等。佛教礼仪活动主要包括佛教的佛事，如念经、供佛、放生等，佛教仪式，佛教人事和佛教节日等方面。中国的四大佛教名山，以及三大石窟等现以成为引人注目的佛教名胜。佛教建筑之所以美，除了其空间艺术之美外，诚如基督神学家圣·托马斯·阿奎纳所言：“是由于神住在里面。”各类佛教活动之所以吸引游客，是因为它们代表着人与神的沟通。

佛教文化与旅游互有渗透互相促进。佛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文化现象，深刻影响甚至决定着人们的旅游消费行为方式和审美特点，渗透在人们的旅游过程中。旅游业是关联性很强的产业。它对交通、住宿等基础设施和旅游设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从而带动了这些方面的发展。交通、住宿条件的改善，方便了香客的朝拜活动。同时，佛教文化的旅游开发能使佛教文化得以更好地保护和彰显。

⒊文化教育

对大乘佛教积极救世利人精神的极力弘扬，可以看作是四十年代中国佛教界最强大的声音。正是在这种声潮的影响下，佛教界对佛教慈善事业的认识有了新的突破。最值得注意有两点：

其一，慈善事业被看作是“佛教的基石”，也是佛教徒弘法利生最紧要的工作。

其二，慈航提出了著名的“文化、教育、慈善是佛教的三大救命圈”的观点。

慈航肄业于太虚大师所主办的闽南佛学院，长期追随太虚大师的佛教革新事业，是太虚佛教革新思想最重要的继承人和推展人之一，并长期在东南亚地区弘法利生，有着广泛的国际影响。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慈航于太虚大师去世后，在马来西亚接法于圆瑛，从而成为民国时期中国佛教激进与保守两大派系的都最有关系之一人。他也是抗战胜利后赴台弘法最早的大陆高僧之一，更重要的是，他创办并主持了台湾现代第一个僧教育机关——台湾佛学院，保护和培养了一大批四十年代末来台的大陆青年僧众，包括后来著名的星云、煮云、自立、妙峰、幻生、印海、会性等等，成为影响现代台湾佛教文化复兴第一人，至今仍在重要的影响。正如他的闽南佛学院时期的同学东初生前在纪念慈航时所说：“大陆来台的大德法师，不论长老，或是青年，虽各有机缘不同，然要以成功而论，当以他为最成功者。他留在人的心里，无论出家众，或是信众，都是深刻而景仰的印象，特别是台湾同胞们印象最深的，还是他。” ;(东初《敬悼慈航老法师》，载《慈航大师纪念集》(上)，第70页。(台湾)弥勒内院、大乘精舍1998年。)

中国佛教现代形态的未来发展，需要一大批如赵朴初、如印顺、如星云、如证严、如圣严、如惟觉，等等，能够自觉地继承和发扬欧阳渐、太虚、圆瑛、慈航等现代佛教先辈们所开创的现代佛教传统的佛门先进。这其中不可轻视他们都非常强调的现代佛教慈善观念。将慈善事业既看作是佛陀教化、尤其是大乘佛教的根本目的和弘法利生之主要手段，也看作是作为国民的佛教徒所应尽的义务;并以慈善与文化、教育并列作为现代中国佛教的三大救命圈。这是现代中国佛教慈善观念“返本开新”的重要体现，也是留给当代中国佛教走向未来的贵宝财富。

其三，提升中国佛教的社会与国际地位，亦将佛学研究从传统仅重视义理的阐发，转为重视与原典语文对读能力以更贴近佛法深义的研究方向，进而也带领佛教界将国际学术的研究态度引入中国佛教教育工作，以培养出更多具深度与广度的佛教人才。

何以圣严法师如此坚持?其最大的动力来源，即是面对六、七十年代的台湾佛教僧俗二众教育水准的低落，特别是佛教教育水准的普遍缺乏，甚至为外教公开挑衅、抨击，深感一定要极力推动佛教教育，特别是佛教的高等教育，以期培养更有佛学素养的僧俗人才，藉此改变一般人对佛教只有经忏佛事、经忏僧的刻板印象。圣严法师在主持中华佛学研究所期间所持的办学理念，一则强调具备基本的佛学研究能力(如佛典语文能力)、二则培养不同领域的佛教人才、三则聚集各方人才以培养专才、四则重视国际性学术研究，更重要的是圣严法师一再与研究所师生强调：“道心第一、健康第二、学问第三”的学习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