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卫青 陈 寒

公元前后至五世纪时，为佛教初传入华时期。从学界基本认可的西汉元寿元年（公元前2）伊存授经到东晋灭亡(公元420)的四百多年之间。除了东汉政权的统治外，中国社会基本上都处在政治分裂、社会动荡和战乱频繁状态。社会的变革、政治斗争的激烈、解脱苦难的期盼引发思想文化的剧烈变化。西汉末年以来的经学和谶纬神学遭到摈弃，魏晋玄学盛行，民间则流行神异方术。这为佛教思想的传入提供了发展机遇和思想空间。

这一时期是中原汉民族和北方少数民族冲突、交流、融合的大碰撞时期。西汉武帝时，为抵御匈奴，遣张骞出使并凿空西域，初步实现了西域丝路的畅通和中西物质文化的频繁交流。东汉王朝时期，除了匈奴外，其他少数民族如鲜卑、乌桓、羌等逐渐强大起来，与中原地区不断进行着冲突和融合。自东汉至曹魏和两晋，中央政府对西域的管理断断续续，但西域和中亚诸国为了贸易和区域政治平衡，始终与中国中央政权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除了陆路交通外，自汉代以来，南海也是中国通往东南亚和印度的海上要道。据《汉书地理志》记载，从日南边塞或徐闻、合浦出发，沿海南下，可以到达印度和斯里兰卡。三国时期的东吴地处东南，造船航海技术发达，其所辖交州南海郡和交趾郡为对外贸易的重要海港，对南方的海路特别重视。总体而言，印度与中国的交往一直是以西域陆上丝绸之路为主，后因东汉末期的西域地区动乱频发，才改由南海海路。从有限的史籍记载来看，直至三国时期，从印度到中国的海路交通还不是十分的发达和便利。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西北陆路和东南海路外，中印之间还存在一个西南丝路。据《华阳国志南中志》永昌郡条载：属县八，户六万，去洛阳六千九百里，宁州之极西南也。有闽濮、鸠獠、傈越、身毒之民。同书宁州条记载：身毒国，蜀之西国，今永昌是也。可见，永昌郡不仅有身毒之民，甚至一度被称为身毒。这与中印交通的西南丝路有关，这是川滇缅印丝绸之路。这条商道开辟的相当久远，最晚至公元前4世纪中国的丝绸已经传入印度。汉武帝时遣人出使西南夷，企图打通川印间官方通道，但没有成功。中印之间的这条通道是通过当时的乘象国中转完成的。乘象国就是滇越之地，即今天的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及其周围地区。这是条商贸之路，也有僧侣的往来和文化的交流。两晋末年，中国僧侣二十多人从蜀川出发，经姚州、越、永昌等地，通过今缅甸北部，经加摩缕波、三摩怛吒等国而至印度。国王室利笈多还修建了一座支那寺，供中国僧人停息。 然而，对四川早期佛教遗物的考察表明，印度佛教经川滇缅印古道传入内地的说法难以成立。现存四川早期佛教遗物主要为蜀汉时期的崖墓佛像及一些器物。 这些遗物除了绵阳一处外，均分布在岷江和长江一线，基本走向是由岷江上游沿江而下，至宜宾而入长江，而后东行出川。作为川滇缅印古道的必经之路，川南地区及其比邻的云南全境却罕有发现佛教早期遗物。同时，四川早期佛教遗物具有明显的西北犍陀罗艺术风格及继承关系。因此，印度佛教传入川地的线路应该是印度--西域--蜀中--中原（江南）。

佛教自印度向南方的传播，在斯里兰卡最为发达。自阿育王以后，这里就成了南传佛教的主要基地。据南传佛典《倡导疏》记载，至迟在公元前1世纪，斯里兰卡已与东南亚许多地方有海上往来，包括印度尼西亚的爪哇、泰国的盘谷、湄公河三角洲等地。公元2世纪和3世纪之际，印支半岛北部，属于中国交趾（越南河内）的佛教义学已经相当活跃，可能是从天竺南部传进的。总的说来，佛教由海上向外传播，速度要比北传缓慢，史料记载也少得多。汤用彤指出：佛教入华，主要者为陆路。自汉武开通西域以来，中外交通，据史书所载，多有陆路。西汉虽有海上交通（见《汉书地理志》），然当不盛。及至东汉，日南徼外从海外贡献。会稽交趾均有海上交通。安世高之徒陈惠，乃会稽人。而交趾之牟子，著论为佛道辩护。则佛法由海上输入，当亦有其事。然佛教东渐，首由西域之大月支、康居、安息诸国。其交通多由陆路，似无可疑。即在两晋天竺僧徒来华，亦大多数不取海程。 然而这只是一家之说。还有不少学者认为，佛教海路来华与陆路相比在仲伯之间。宋晓梅指出： 佛教初传时期，南方和西域通过不同的途径，依靠各自的传播方式，形成最初的佛传根据地，并继而将佛的信息传递到中原。宋晓梅还认为：佛教向中国传播的方式和途径是多元的，陆路和海路在早期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其地位和作用是同等的，似不必分出孰先孰后。 张晓华也指出：佛教初入中国内地的路线，是逐渐地而且是从不同的方向通过不同的方式传来的。传入的主要路线大致有南北两条：在北方由印度辗转于中亚，沿着陆上丝绸之路，经过新疆进入中国内地；在南方由印度，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至交州广州及中国东部沿海等地，再传入内地。传入时间大致为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国同中国与中亚的商业活动有密切的关系。单方面强调某一条路线为最初输入线路，都无法圆满解释佛教传入中国的一些实际问题。

佛教初传阶段，印度僧人来华有记载的不到二十人，就其发挥的作用而言却不可低估，南部海路和广交地区在这一阶段初步彰显出自己的地位和特色。

摘自《广东佛教》

201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