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长的中国化的过程中，中国佛学继承了印度佛教心性论的概念、范畴、命题和思想，并加以拓展，将般若性空论与涅槃佛性论融会贯通，形成了带有鲜明民族文化特色的心性学说，并在中国佛教思想发展的大潮中占据了主流地位。

心性学说，是从心和性两大基本范畴展开的。心是佛学中一个极为重要的范畴，是主体性的标志和成就佛果的关键。佛教所说的心，通常有以下四种含义：一、肉团心，即物质的心，心脏；二、缘虑心，即具有思考作用的心，主要指意识的功能；三、集起心，指积集种子生起现行的第八识；四、如来藏心，即众生乃至宇宙万物的真实本性，也就是自性清净心。性，指本来具有，无可变化的实质、本质。性通常与相相对，有时也可以互用，如诸法实相即诸法实性。佛教中，与性有关的范畴有法性、佛性、众生性等，主要讨论的理论观点有性之善恶、染净、空有，本有始有，等等。性与心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特别是在中国佛学中，心性主要指心的性，心的本性、本质。

中国佛学的心性理论十分丰富多彩，其中对心的论述，主要是从三个方面展开的：一是从地位、功能、作用和结构的角度，将心分为心王和心所两方面，并从理论上概括出心的体、用，或体、相、用；二是从性质上，对心作出价值判断和分类，即真心和妄心（净心和染心），由真心衍生出自心、本心、平常心等概念，给传统佛教思想带来了深刻的变化；三是从心神、心物、心佛三种关系来看，心与意、识二者的关系被视为体与用的关系，通常用妙神、妙识、神识、识精等概念来表述心的微妙。在心物关系上，主要有心物不二与唯心所变两种观点，并由心与物的关系拓展到心与理的关系。在心佛问题上，中国佛学的主流持心佛不二、即心即佛的观点。中国佛学对性特别是佛性问题也有详尽的阐述和独特的发挥，提出了性具善恶、无情有性、穷理尽性等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理论学说。

中国佛学的心性学说远承印度佛教而形成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主要彰显了将人的内在心性作为解脱之道的思想。从哲学上看，佛性论实际上是佛教的心性论，主要从探讨解脱主体与解脱途径的角度对心性问题作了诠释。印度部派佛教，就曾对宇宙万法的实有假有、心性的净染等问题展开过广泛的讨论。大乘佛教时期不仅出现了倡导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涅槃经》，还形成了佛性一如来藏思想，强调如来即在众生身内，是一切众生成佛的根本依据。虽然这种思想因与无我说不合而未能在印度佛教中得到充分的发展，但它传人中土后，却由于与传统的灵魂不死观念和儒家的心性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受到了中土人士的欢迎。东晋时，道安的宅心本无、慧远的法性论就都有抬高心性在解脱中的作用的意向，而僧睿等人更把般若空观与涅槃佛性结合起来理解，使反本求宗、依持心性（佛性）获得解脱逐渐成为中国佛教的基本理论。晋宋时的竺道生，进一步以空融有，空有相摄，在理论上将非有非无的般若实相与众生的内在佛性会通起来，从而把成佛由对外在宇宙实相的体认转为对自身本性的证悟，更突出了众生的自性自度。南北朝时期佛性论的主流是从涅槃解脱的角度把常住的佛性与冥传不朽的心神等联系在一起，以神识、真神等来表示业报轮回的主体和超凡人圣的解脱之因。梁武帝的神明成佛义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种观点，反映了中国人对心性佛性的一种理解。

隋唐时期建立起来的中国化的佛教各宗派理论也基本上是围绕佛性（心性）建立起来的。无论是天台宗的性具，还是华严宗的性起，无论是唯识宗的五种性，还是禅宗的识心见性、见性成佛，心性论始终是各个宗派学说的重点。在各家学说中，以惠能禅宗的心性论最富有中国特色，也最适合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心理倾向。对心性论的探讨不仅在中国佛学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对儒、道两家建立并发展自身的心性学说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客观上推动了中国学术由本体之学向心性之学的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