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僧近九十年来的岁月，面临生死的边缘，从鬼门关又走回来，也不知道走多少次了，有些也不值得叙说。比方说掉进冰窟，还能自我爬起来，虽是奇异，但也不值一说；也曾骑自行车，从三层楼高的小丘陵，冲到深沟，车子跌得粉碎，人却丝毫无伤，这也不值得一谈。甚至在战争中，枪林弹雨，多少次的死里逃生，好像也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贫僧还是有许多受难的过程，在此一说。

童年家贫，这不算什么苦难；军阀、土匪的骚扰，还是一个儿童的我也不懂得害怕；对日抗战，枪炮子弹齐飞，总想不会打中我，也不知道危险。

出家后，受的是打骂专制的教育，但贫僧认为这是当然的教育，也不觉得是苦难。直到十七、十八岁，在栖霞山已经过了七年岁月的我，忽然给师父开除，茫茫前途，不知道何处去安身，这才觉得第一次苦难的岁月真的来临了。

我十二岁出家的时候，师父志开上人只是栖霞山的监院兼律学院的训导主任，到我十七岁那一年，他已经是院长了。做院长的师父为什么要开除我呢？原因是，我童年出生在扬子江边，家门口不远处就是运河，经常戏水，可以说水性很高。出家以后，在栖霞山上，连个池塘都没有，就好比青蛙、乌龟，忽然一下子到了干旱的地方，几乎奄奄一息，真是苦不堪言。

但这还不算苦难，因为我还能活下去。青少年养成好动的习惯难以更改，最初在小型的律学院里，就提倡打乒乓球，虽然受责备，但后来师长也是不了了之。对十七、八岁的青年而言，打乒乓球也不够味道。这时候，同学里有一位师范毕业的青年同学，擅长打篮球。我经常听他讲述打篮球的好处，因为贫僧当时身兼学生自治会的会长，也就想来设计篮球场，鼓励同学打篮球。

篮球场位在栖霞山山门外，场地很宽广，但篮球架、篮球如何取得，就没有办法了。不过，那时候栖霞山寺山上的森林经常有人会来盗伐树木，寺院里有时候会派我们巡山，驱赶这些偷伐树木的乡下人。我在他们身上动了脑筋，把他们盗伐的树搬回来，做成篮球架子，变卖一点价钱，换了框子和篮球回来。就这样，我们开始打篮球了。

栖霞山寺地处偏僻山区，平常没有人来往，在山门外奔跑呐喊，也不会有人知道。但有一天，不幸师父从那里经过，给他看到了，他认为我在山门外奔跑呼号打篮球，实在有失出家人的体统，一怒之下，集合大众，宣布开除领头打球的我。

但是住惯了七年多的栖霞山，一下子开除了我，我要到哪里去呢？忽然觉得前程茫茫，不知如何是好。不禁感到一个人没有前途、没有倚靠、没有未来，好像宣布了死刑，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离开了栖霞山寺，难道我要去做孤魂野鬼吗？回想起来，这是第一次切身感受的苦难。

后来有幸，进入当时最负盛名的焦山佛学院，两年后，二十岁那年的冬天，忽然对学院的教育制度不满，就从焦山写信寄到栖霞山，要求师父让我回祖庭礼祖。记得有一天晚餐之后，我到院长室要求告假离开焦山佛学院；当时刚上任院长的东初法师，听了我的话之后大怒：不是期头、期尾，怎么忽然想起要离开焦山？我们有什么对你不好吗？我千说万说，他都不准假。因为东初法师的辈分很高，他甚至发狠说：就是你的师父也要听我的话，你怎敢不听话呢？把训育组长现华法师找来！

训育组长现华法师闻讯很快就赶到了，院长下令：把这个学生关起来，不要让他离开。我想到，过去在栖霞山，我不要离开，院长要开除我；如今在焦山，我要离开，院长要关闭我。那时候我也不懂，关闭究竟是不是像闭关一样，是一年呢？三年呢？都不知道，我也好像犯罪被判了刑似的。

不过，我已经得到师父的允准，他要在镇江搭几点的火车，要我赶往会合，准备带我回宜兴大觉寺礼祖。当然，我有恃无恐的跟训导处抗争，什么东西也没有带，身上连路费都没有，在第二天早晨天还没有亮，就到江边叫了渡船送我过江。

船夫倒也好心，虽然才在天将微曦的时刻，他还是摇摇晃晃的带我过江去了。快要抵达对岸的码头之前，好像在焦山这边的码头有人挥手大叫，船夫一听，忽然对我说：你是溜单的吗？他以为是焦山的人要他把我带回去。

我内心有愧，但也不敢开口，心想：这下子真是苦难来临。及至回到焦山的码头边，才知道，原来是一位老师也想过江，因此叫船赶快回来。那位在家的老师一登船之后，我就理直气壮的责备那位船夫：你怎么可诬赖我溜单呢？他连声向我道歉。到了镇江，我登上了岸，赶紧跟师父会合。有关去留，是我感觉到的又一次苦难。

到了祖庭大觉寺，我们的庙是以务农为业，没有香客、没有信徒，只有靠几个工人种田，维持生计。我本来就是农家子弟，回来后，当然投身以农为业，也不以为苦。正在这个时候，宜兴的教育局任命我担任一所国民小学的校长，我觉得非常的意外。我也没有受过正规教育，没有进过学校，也没有看过学校，我怎么能做校长呢？但好事降临到我的身上，机会难得，我不能推辞，于是想办法做中学。

从此，我就安住在祖庭大觉寺里，我的理想是一面在大觉寺设立一座农场，办好一所学校，让社会不至于讥讽出家人是社会的寄生虫、分利分子。

但是，幸运的后面，苦难的日子却随之而来。一年半后，尽管白塔山位在穷乡僻壤的地区，白天，因为刚抗战胜利不久，国军经常来巡查，他们一来，我们寺庙里所有的牙刷、毛巾都一扫而空，这也可见得，当时的国军他们很是贫苦。晚间，共产党的游击队前来问我们：白天国民党的军队来这里做什么活动？夹在国共斗争之间的痛苦，生命犹如游丝。听到寺外的狗吠，总是胆颤心惊；有时候半夜得爬到屋顶上，巡看四周有什么土匪坏人，因为据闻我的一位师祖，就是在大觉寺给土匪砍断了双腿。

终于有一天半夜里，忽然十几枝枪对准我的床，把我叫醒。我也不知道是国民党？共产党？还是当地的土匪？我双手给他们捆绑起来，走在田间小径，我也不认识那些村庄道路。走了一、两个小时，把我关在一间暗无天日的房间里，里面有近百人，有的人被绑在柱子上，有的人手脚被反绑在地上。

我进到里面的时候，他们原本要用绳索把我吊在屋梁上，有一个人在要吊我的人耳边说了几句话，我才被免掉一些灾难，让我坐在地上。在房子里面，和外面完全隔绝，没有任何音讯，大家也不敢相谈，左右都是监控的人，不知道自己身犯何罪，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人和自己有什么冤仇。

一天、两天过去，我记得将近有两个星期，每天都看到两、三个人被叫出去，不是被打得皮开肉绽，用门板抬回来，或者一去就是枪毙不回了。两个星期后的一天，忽然叫到我，把我五花大绑，记得那是一个春暖花开的时节，阳光普照的下午，可是我觉得太阳非常昏暗，好似被绑赴法场，即将要被枪毙的样子。但很奇怪的事情，我一点都没有惧怕，只是感到遗憾，我才二十一岁，在这里即将被枪毙断送生命了。师父不知道，家人也不晓得，人生真是像水泡一样，如《金刚经》所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后来，那许多人把我带到另外一个房屋，里面都是像老虎凳之类的刑具，应该是对犯人严刑拷打的地方。有一位先生约莫三、四十岁，跑来跟我讲：我们知道你是知识分子，我们也不为难你，你看看这些刑具，一切还是招供吧！我正要回答他：我不知道要招供什么。他忽然起坐，旁边有个人找他，讲了几句话之后，他的态度立刻改变，就叫人把我带回原来囚禁的房子内。

第二天，也没有要保人，也没有问话，就把我放出来了。在门口，有师兄来接我，我想大概这十多天来都是师兄想办法给我迎救，回想起来，他们究竟真正的身份是什么，到了今天，我也搞不清楚。但从此，就不敢在学校担任校长，也不敢住在祖庭内了。在民国三十七年（一九四八）的春天，我回到了南京。

当时在南京华藏寺，由智勇法师担任住持，我们是同学，情同手足，他一见到我回来，忽然他不要做住持了，要把住持让给我，所以，我在南京华藏寺做过短期的住持。因为那个时候正发生徐蚌会战，路边的死尸很多，智勇法师发心做僧侣救护队，去收埋路边这许多的死尸。他招募队员半年以后，也招募了一、二百人，共同参加僧侣救护队。但那个时候，忽然有人认为他们的行为不对，怎么可以把不知姓名的人埋葬了，让他们的子孙找不到他们过世的家人？这个工作应该要先接受训练。

但到哪里去训练呢？他们说要到台湾去训练。智勇法师忽然就放弃了组织僧侣救护队的行动。我觉得他的退票不当，因为你邀约了那么多人，怎么可以半途而废呢？我就说：你不去，我来去。当时也有多少人说要到延安大学去读书，有人说要到台湾的国民党那边去。我们年轻，根本就分不清国民党？共产党？因为关闭在寺庙里面，对社会的情况不太了解。不过，在南京，已经由家师接洽他的朋友孙立人将军，因此我就奉师父的命令，拿了他的十二块银元到了台湾。

决定要到台湾的时候，也有人叫我要到延安，我也搞不清楚台湾和延安，也搞不清楚国民党、共产党，只想到要有路可走，就这样，我也糊里糊涂的，在太平轮失事后不久就从上海乘船到了台湾。这是在大陆最严重的一次受难经过了。

我到达台湾，是民国三十八年（一九四九）的春天，刚过年不久。虽然遇到一些困难，引发我生命的危险，挂单不著，前途渺茫，不过也不算苦难。感谢吴伯雄先生的父亲吴鸿麟老先生帮我办了户口，让我可以留下来，后来居住在中坜圆光寺。记得到了五月的时候，台湾的行政长官陈辞修下令逮捕大陆来台的一百多位僧侣，包括慈航法师、中年出家的黄胪初将军（律航法师），当然我也在其中，那个时候抓起来的大部分不是枪毙，就是用麻袋包起来丢到海底。

我记得我们被关在桃园一个仓库里二十三天，好在是夏天，大家都睡在地上，也不觉得寒冷。靠着吴国桢的父亲吴经明老先生、孙立人将军的夫人孙张清扬女士，以及立委董正之、监委丁俊生等人，为我们奔走呼吁，在白色恐怖的那个时代，我们终于获救了。这应该也算是一次比较严重的受难过程吧！

释放以后，感谢圆光寺照样收留我们，我们就更加勤劳的为常住服务。打水、担柴、拉车、洗刷厕所等，心甘情愿。当时的住持妙果老和尚，大概是欣赏我的勤劳，亲自带我到苗栗法云寺，要我在那里看守山林。我的《无声息的歌唱》那本处女作，大部分就是在那个山上茅蓬里，伏在地上写成的。

后来有机会，受大醒法师之邀，要我担任台湾佛教讲习会的主任秘书，其实就是一个佛学院的教务主任。我自知没有行政的经验，哪里能做秘书呢？后来种种的阴错阳差，隔了一段时间，我还是到了新竹青草湖灵隐寺，担任起教务主任来了。那个时候，警察不准我们外出，可是佛教会要我们每个星期到新竹市区讲说佛法一次，外出必须要向派出所请假允许才可。其实，说来好听，名义上做教务主任，事实上是化地为牢。

民国四十二年（一九五三）新旧历年间，讲习会迁移到台北，因此我也就得以脱身，离开了新竹，受邀到宜兰讲说《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这是一部由日本人森下大圆写的著作，我边学日文边翻译，很受台湾读者的重视，也就一边讲说这部经典了。

那个时候，台湾距离二二八事件的发生已有一段时日，社会的三七五减租、乡镇长的选举，社会白色恐怖的气氛，已经有所改进了。但是，我在宜兰，经常受警察不断给我骚扰。比方，每个星期半夜叫我起来问话，甚至于弘法时，因为放映的幻灯片上有日文的字样，都受到警告、监视。不过后来，因为对传道的热心，我也把生命都豁出去了，与各地的警察经常捉迷藏。慢慢的，终于为台湾的佛教走出一片天地。当然，其中艰难困苦的辛酸，就不是一、两句话可以道尽的了。

贫僧一生的岁月，在国家、社会里遇到的不平不谈，就是在佛教里受长老们的压迫，虽不能说罄竹难书，也是不只多次了。例如，我为东初法师编辑《人生》杂志，替他赶在交代的前一天晚上，从江子翠走到万华火车站，再到台北转车到北投，下了车，外面正下着毛毛细雨，贫僧怕杂志淋湿，脱下长衫，把它包起来，扛在身上，爬上了山顶，好像已经将近夜晚十一点钟了，发行人东初法师看到了也非常欢喜，就对我说，你很负责任。因为太晚了，也不得办法有交通工具回台北，就留下来，住在法藏寺。

第二天他跟贫僧讲，我中午要请客，你就留下来帮忙招呼吧。对于院长的托付，我当然乐意，就准备餐具布置。但当要吃饭的时候，他忽然叫我，你怎么不到厨房去吃饭？贫僧觉得，这是很大的侮辱，我也做过校长，我也做过住持，我也是现在杂志的主编，连跟你们坐一桌吃饭都不可以吗？好，到厨房去吃饭。

这时经过厨房，看到厨房里面忙的那许多人，贫僧都不认识，实在不好意思进去吃饭，就只有走旁边悄悄的下山。法藏寺的台阶到山下，应该有四百阶之多吧，我好像踏在棉花上，或者走在云端里，怎样走到山下，现在也不复记忆了，但我心中一点怀恨都没有，发愿将来一定要普门大开，欢迎别人来吃饭。

后来在普门寺，真的设了两桌，每天供给往来，不问姓名的人用饭，在佛光山开山最初的时候，一、二十年中，凡是到佛光山的出家人，除了一宿三餐的供养以外，临走的时候，还要给五百块钱红包作为车费。所以后来贫僧很多的事业都叫普门，就由此而来。

美国的沈家桢居士邀请我担任密勒日巴学人奖学金的审查委员，每次从高雄到台北开会，都有六百块钱的车马费。但是有一次，我认为论文的奖金应该要提高，因为重赏之下，才有人愿意为佛教著书立说，只有三千元，要人写五万字的论文，实在微薄，应该要五万元。

但是主席南亭法师，三番二次的叫其他委员不可以听我的话，并且怪我不可以有如此的建议。因为同样的态度欺压，一而再，再而三，终于让贫僧那时候年轻气盛的火，不能忍耐，桌子一拍，就说：你凭什么倚老卖老！便拂袖而去。自己想来，愧对长老，不该忤逆犯上。实在说，青年僧伽通过这许多长老的言论、思想而能够在佛门生存，实在不容易！正如李敖先生说，中国的老人，不但不肯交棒，还要给青年人当头一棒。

白圣法师以中国佛教会理事长之尊，三番五次阻碍我出国访问的机会。有一次，越南的禅定法师知道台湾的情况，特地专函邀请我到越南，参与他们的社会福利基金发展会议。当然，中国佛教会也受他们邀请了。

那个时候出国，都有出国前的会议，要由国民党来随队监视，才可以出国，贫僧知道要出国一定要跟随他们的团体。我从高雄坐夜车，到了台北，正逢他们即将开会，白圣法师一见到我就问：你来干什么的？我说：越南也邀请我去开会，我想来参加出国会议啊！他又对我说：我们大家都不欢喜你，你回去吧！我一向很有节制，但那个时候，刹那之间，我实在转应不过来，不过我还是忍耐，跟他说声谢谢，就回头了。我走到会场外面来，会议中的立法委员莫淡云女士跑出来说：你就这样子回去吗？我说，不这样回去，我又怎么办？我想他也无能为力，我就走到火车站，搭火车回到高雄已经傍晚了。

总上所说，贫僧一生所受的苦难、屈辱、伤害、歧视，也一言难尽。不过，所幸佛门里有忍的修行。忍，不但是力量，而且是智慧，六度里的喜舍、苦行，尤其忍辱，虽不能圆满，在滥厕僧伦中，贫僧也应该够条件做一个出家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