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阎文儒

盛唐以来，人民创造的财富，多为封建地主阶级所霸占，这就使阶级矛盾更加激化。安史之乱，又破坏了社会经济，大量的农民成为地主的佃户、客户、逃户和稳户，在户口总数中占了很大的比例。统治者为了减少逃亡，施行了两税法。这更巩固了地主压田买卖租佃制的土地关系。而农民、庄客的经常变换主人，实际反而促进了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自然促成经济、文化有缓慢的发展与变化，但在社会经济的大为破坏下，不可能有如盛唐时代那样的发展。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的局势，更为恶化，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更趋尖锐。不只藩镇割据地方，而且宦官擅权和党争剧烈的程度，都有加无减，因此政治更加黑暗，剥削日益加重。统治阶级利用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对人民强取豪夺，作恶多端，阶级矛盾更为尖锐，激起了城乡人民的忿恨，终于爆发了以黄巢为领导的农民大起义，加快了李唐王朝的灭亡，从而沉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彻底扫清了门阀士族的残余势力，为后来两宋新局面的出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安史之乱，主要在大河南北，而东南、西南，并未受到严重的蹂躏。唐末黄巢领导的农民大起义，虽然打击了地主阶级和封建政权，但东南的吴越、西南的蜀和西北的瓜、沙等区，因未受到农民起义军大的冲击，社会比较安定，经济也比较繁荣。所以，晚唐以来这三个地区与中原地带屡遭战火、生产破坏的局面是有所不同的。

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兵火连年，生产受到严重破坏，在广大人民饱尝流离痛苦的时代，人们不能不进一步信仰佛教，因而各宗派又继续在发扬与光大。如天台宗九祖湛然大弘的止观（止是禅定胜因，观是智慧之由借）学说，对法华、维摩、涅盘诸经，也都有注疏。以后道邃、明旷、道暹、行满、智度、智云等人，也都对天台宗所注的诸经有所著述和研究。华严宗经过法藏的融合整理，宗密进一步分析、批判各说而同意大乘破相教、一乘显性教，显示佛教为最高、最圆满的真理，更进一步发展了华严宗的教理。禅宗只重视内心的修行，不重视坐禅（后期禅宗有砖既不能成镜，坐禅岂得成佛之说，用来反对坐禅），不重视累世修行、不重视布施、不重视经典、不重视拜佛，否认感觉、经验、语言文字、理性思惟在认识上的作用。只重视祖师用比喻、隐语、用拳打脚踢的动作、表现唯心主义观念。在当时人与佛性趋向缩短距离的形势下，禅宗因而有了发展的条件。到武宗（李炎）时中央统治集团为了取得大批土地和劳动力，以增加政府的收入，于会昌五年（848）由政府下令：　　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此事被佛教徒称之为会昌法难。继这次打击之后，接着不久，又于公元八百七十五年爆发了全国规模的黄巢起义。地主阶级在农民起义军打击下纷纷破产，寺院经济更是一蹶不振。其他宣传烦琐的经院哲学的宗派都失去了它们的物质条件而渐趋衰落，惟有禅宗在不拜佛、不布施、不重视经典，主张菩提只向心觅、西方只在眼前的思想，反而有所发展，所以晚唐以来的禅宗，又前后有沩仰、曹洞、临济三家的并立。此外还有文献所不及的密宗，仍然盛行于西南、西北、东南各边远的地区。

佛教的盛行，当然也标志着佛教艺术的繁荣。不过石窟艺术的创造，它不能不与生产力的高低发生关系。在安史之乱后，中原大混战的状态下，千里萧条，民不聊生，一般地主阶级也少有机会作这样开窟造像的功德。因而中原的龙门石窟，天宝（742-755）以后的造像，并没有几处。惟瓜、沙地区自建中二年（781），为西南少数民族吐蕃统治集团所占据，敦煌城虽多年被争夺，但是毕竟未受到大的破坏。同时吐蕃统治集团也信仰佛教，因而从建中二年到大中二年（848）的六十多年中，莫高窟仍开凿了许多的窟。张议潮收复河湟以后，又大肆开凿，因而中晚唐期间，莫高窟今天仍保存有当时的一百二十多个窟。至于西南的两川地区，如大足的龙岗山、杭州飞来峰，中晚唐所开的窟龛也不算少。在极南的南诏统治者，也开始在剑川开窟造像，所以这一时期的石窟，大多在边区各地，当然重点还是在敦煌的莫高窟。这期经变画的复杂题材，与唐代各宗派的流行，当然有极密切的关联。《景德传灯录》卷三中记：师（弘忍）知付授时至，遂告众曰：正法难解，不可徒记吾言，持为己任，汝等各自随意述一偈，若语意冥符，财农法皆付神秀窃聆众誉，不复思惟，乃于廓壁书一偈其壁本欲令处士卢珍绘椤伽变相，及见题偈在壁，遂止不画，各令诵念。禅宗以《楞伽经》为主，因而在廊壁上拟画出楞伽经变相。其他各宗的寺院内，当然也一定要把他们所依据的经典故事画在寺壁上。

摘自《中国石窟艺术总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