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新时代的社会化和组织化

在复旦大学禅学会第三届年会上的会长致辞

(2009年9月6日)

王雷泉

[8月15日，刚从黄梅四祖寺参加夏令营回上海。为《佛教观察》凤凰博客上传一组企业家与社会责任的文章、专访与讨论：《人成则企业成助人者必自助李国清谈企业社会责任采访》《社会责任，从心开始记第五次禅茶》《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谈企业的社会责任》《菩萨商主与企业家的社会责任》《稻盛哲学的特质与佛教渊源》《浅析佛教思想与企业社会责任》]

禅学会于今迈向第三个年头，我们的事业引起佛教界内外有识之士的关注。今年三月扬州的人间佛教的当今态势与未来走向海峡两岸学术研讨会，我提交《人间佛教的社会化和社团组织》，即以复旦禅学会的理念和实践作为论述对象。在今年五月台湾人间佛教与专业伦理学术会议上，我所发表的主题演讲《海峡两岸人间佛教之现况、前景与瓶颈》，根据二年前《禅学会发起倡议书》的基本精神，明确提出禅学会的立会宗旨：人间佛教的弘化使命和目标，就是面对广大平信徒、佛学爱好者和非佛教信徒，培养造就能转变世道人心的佛教文化人。

为配合禅学会第三届会员大会，《佛教观察》第六期即以佛教在新时代的社会化和组织化为视点，这一期内容相当可观。结合上述几篇文章的主要思想，向各位新老会员阐述我们组建禅学会的宗旨、愿景和行事风格。

一、佛教在印度衰落的教训

当今世界65亿人口中，有80%以上人口信仰宗教，但佛教仅占6%，远远低于基督宗教(33%)和伊斯兰教(22%)。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当今中国发展最快的不是佛教，而是基督新教，增长了差不多100倍。而佛教大量呈现为烧香拜佛现象，被宗教学界视为只是属于民俗信仰层次而已。在三大世界宗教中最先创立的佛教，为何在当今宗教版图中处于弱势地位？佛教为何会在它的发源地印度衰落？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佛教在文化品味上远远高于其他宗教，在信仰素质上尚有待提高，在组织规模上则远不如其他宗教。这三个指标中，佛教的信仰素质和组织规模都不如其他宗教。尤其在中国，由于历史上形成的三教合流格局，民众的信仰素质不高。手戴念珠，脖挂十字架，是普遍存在的众生相。至于组织规模和制度建设，那更是佛教的软肋。

我们试对比一下佛教与基督教。十九世纪末，借助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和不平等条约，基督教第四次入华传教。早期利用面粉加棉被，在社会底层传教。二十世纪初，基督教改变在华传教策略，把重心从原来向河里撒种，转入文化教育界，重视对社会高端人士的传教，占据人才高地。美国传教士李佳白，提出孔子加耶稣的口号，认为只有向中国知识分子传教，才能真正赢得中国的心。上世纪初基督教会召开的全国性会议，成立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后来演化为中国基督教教育协进会，其意义绝不限于培养神职人员的神学院，而是大力举办面向社会的教会学校及医院。我们复旦大学的前身震旦大学，也是天主教的教会大学。这样基督宗教经过一个多世纪的经营，在老百姓心中形成了基督教更有文化的观感。

基督教把教会建立在社会中，与社区民众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佛教的寺院与社区基本上没有关联，大多数还是停留在旅游朝拜式的民俗信仰层次，在家佛教徒中只有少量的居士学习组织，并没有形成有序的居士组织。佛教一盘散沙的状态，使局限于寺院围墙中的出家众缺少社会基础。从佛学院毕业的学僧，也缺少对自己人天师表地位的荣誉感，却热中于政治光环乃至世俗大学的学位。正是因为佛教没有坚实的社会基础，也导致世俗大学的宗教教育相当薄弱。到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后，基督教在宗教传播上占尽先机，向广大农村和高等学府两翼展开。

台湾学者郑振煌在《从印度佛教的灭亡看台湾佛教的兴盛》，详细探讨了导致印度佛教灭亡的各家说法：1.佛教吠陀化；2.印度教的仇视；3.密教倾向颓废；4.回教的迫害；5.佛陀本人的两项错误；6.佛教的故步自封与异质化。[1]在这六家说法中，第3条说法在佛教内部有争议性，密教信徒不会同意。第2和第4这两条属于宗教间的斗争，这是在任何宗教中都存在过的现象。伊斯兰教对古代印度的入侵，对佛教和印度教都有迫害，但印度教并没有衰亡，而佛教却灭亡了，所以这不是根本原因。

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佛教自身的原因。佛教作为婆罗门教的异端，诞生在主流文化婆罗门教的氛围中。在后来的发展中日益适应婆罗门教，特别是在往南印度的发展中，大量掺杂进婆罗门教的因素。这两教间存在的瑜亮之争，使佛教日益失去教义上的主体性。既生瑜，何生亮！佛教既然日益婆罗门教化，也就没有在印度存在的意义了。正如中国宋以后佛教与儒教合流一样，佛教的大量哲学精华如本体论、心性论，被儒家吸受形成为理学，而宋明理学的兴盛就意味佛学的衰落。另外，佛教的社会化程度和在家人的组织制度，在佛陀时代就非常薄弱。佛教的社会化程度和组织制度远不如印度教，跟民众的日常生活结合不紧密，从而被其他宗教所取代。这是导致佛教在印度衰亡最重要的内部原因。

印顺导师评论印度佛教的发展演变，就像人的一生，历经诞生、童年、少壮、渐衰而老死。佛陀在临终时也对阿难讲过诸行无常是世间的规律，连佛陀自已也难逃色身无常的规律。佛教，作为人间的团体，其发展演变也是无常的。佛教提出正法、像法、末法的三时史观，说明佛教也无法摆脱生、住、异、灭的规律。这就是无常世界的实相。

但是，佛陀发现的缘起性空的真理则是永恒的。我们看第6期《佛教观察》的封面，是一棵参天大树的横截面。它既是历经沧桑的年轮，也象征着海潮的波涌。有生就有灭，而衰亡的教训，恰成为新生的资粮。事物的发展和演变，一切以时节因缘为转移。佛教在印度由生而住而异而灭，当然令人感慨系之。但历经沧桑的年轮与波纹，亦象征着佛法从信仰层圈向社会、文化层圈的扩展，也象征着佛法从印度一波一波地发展到中国、日本、欧美，从而遍及全世界。

佛光山有个宏伟的目标：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长流五大洲。我在佛光山丛林学院演讲时，提出对这个口号需要有一个量化的指标，才能使我们认清现实的严峻形势，提出长远奋斗的愿景。如果全世界佛教徒的百分比提高到15%，乃至于20%，那世界的和平就有指望了。现在世界上百分之十几的不信教人口，大多数都集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是世界各大宗教希望开发的最后一块荒野，都野心勃勃地要占领这块宗教市场。

鉴于佛教在当今中国处在守势地位，我在十几年前提出：塑造主体，改善环境；收缩核心，扩展外延的建言，使佛教在信仰、社会、文化三层圈中处于有序运转；使佛教的信仰素质、组织规模和文化品味三大指标得到均衡发展。

二、哪里有佛法，哪里就是中国

天涯何处无芳草，满目青山皆道场。佛教虽然在印度衰落了，但却在中国发展起来了。玄奘法师当年从印度那烂陀寺留学归来，在长安主持译场。从那一刻起，中国佛教徒摆脱了原来的边地意识，中国成为世界佛教的中心。2006年5月，我在玄奘大学参加第六届印顺导师思想之理论与实践学术会议，代表大陆学者致词，曾高度评价玄奘法师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依佛法以观，哪里有佛法，哪里就是中国。人身难得，中国难生，明师难遇，佛法难闻。所以，哪里有佛法，哪里就是中国。今天我们缅怀印顺导师把佛法引向新时代，让佛法广为大众所接受，期盼我们一起来共建一个和谐、兴盛的中国。[2]

中国，指的是佛陀出生、成道、创教和最后涅槃的地区。在佛陀弘化区域之外的地方，都被称为边地，是人生八难[3]之一。历代有很多中国人去印度求法，就是为了改变边地处境而去佛教的祖国朝圣。只有在玄奘法师从印度留学回来之后，才使中国名副其实地成为佛法的中国。台湾现在共有六所佛教大学，其中玄奘大学由台湾中国佛教会创立。董事长是了中长老，他当年为了建校募款，打扮成唐僧的样子，几个弟子打扮成孙悟空、猪八戒、沙僧，牵着白马，挑着担子，四处化缘筹款。大学建成后，在众多备选校名中选择了玄奘，以缅怀玄奘大师对中国佛教的杰出贡献。

很多人对佛教的理解是有偏差的。《禅学会倡议书》指出：现代知识分子之所以服膺佛法，在于佛陀是觉悟宇宙人生真理的先觉者，佛法不依赖神秘的启示和怪力乱神，更不依赖强力的威权，而是基于对智慧的理性探讨和修行实践的验证。

索隐素怪，是造成佛教教义低俗化的宗教内部原因。中国有句俗话：和尚不作怪，居士不来拜。比如，舍利子和修行有关，科学至今无法解释。正是对舍利子一类神秘现象的畸形追求，导致索隐素怪乃至产生大量的弄虚作假。某些利益集团甚至出于政治、经济的利益，把神圣的宗教变成迷信。佛法承认有神通等神秘现象的存在，但不唯神通，佛教追求的是觉悟和智慧。

佛教更不依赖强力的威权。虽然佛陀临终的时候，提出把佛法托付给国王大臣和长者居士，但这是建立在教化政治精英和工商精英的基础上。因为这些人有能力去破坏这个世界，也有能力来改善世界、净化世界。这些人不一定成为佛教徒，但受到佛教智慧的感召，成为佛教的护法，这个社会才有希望和前途。如果把佛法作为政治力量和工商力量的附庸，恰恰是造成现在佛教庸俗化的社会原因。

今天，中国佛教会不会重蹈印度的覆辙呢？就看我们是否能纠正这两个偏差，强调佛教基于对智慧的理性探讨和修行实践的验证。对当前中国佛教发展的基本态势，我有四个方面的评估：

第一、当前中国佛教，正处在蓄势待发的复兴临界点。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佛教在物质层面得到极大发展。今天大陆佛教界很有钱，有了钱就喜欢搞大场面，花钱如流水。这是因为没有正事可干，比如办大学、医院、出版社等社会事业。寺庙建得金碧辉煌，活动搞得奢华无比，但是场面上的气派，掩盖不了实质内容的贫乏。一旦突破组织制度上的瓶颈，就能迅速填补与海外佛教实质上的差距。所以，必须从因地入手，学习海外佛教当年奋斗的方法，特别是他们突破发展瓶颈的经验，才能从现实出发，找出中国大陆佛教自己的发展道路。

第二、今天的政界、教界和学界，对于佛教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性质和作用，基本上已经取得共识：佛教的发展对中国的稳定、世界的和平、人类的进步有着重大的作用。政府能取得这个认识很不容易，因为佛教的壮大，有助于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新疆古时候是佛化地区，现在佛教在那里几乎没有影响。如果现在佛教徒能占到20%的比例，也许西部就安全了。

然而，宗教政策还是严重滞后于民众对佛教的需求。宗教活动只能在宗教场所进行，与基督宗教相比，佛教的手脚显然是被束缚住了。在独生子女的格局下，今后出家人会越来越少。如果佛教仅仅限制在寺庙范围内，在咄咄逼人的基督教强势包围下，佛教只能日益走向衰亡。很多年前，我就提出佛跳墙战略。在新的世纪，大学中成立了更多的宗教学专业和佛学研究机构。面向社会各种形式的佛教教育蓬勃展开，改善和优化了佛教存在的社会环境。社会对佛教的需求，使佛教的传播和教育，冲破了原来仅面向信徒的政策局限。社会高素质的人群学习佛法，强化了佛教在新世纪发展的社会基础。

第三、在组织制度上，应明确佛教团体作为非政府组织的定位。佛教不能成为政治的工具，也不能成为商业的工具。中国佛教不具备如基督教那样与社区紧密结合的教会，更不要说基督教青年会那样的组织。让外来宗教面向社会几乎没有障碍地发展，却把佛教关在庙门内。这在宗教管理制度的设计上，不能不说是一个败笔。好在有佛法，就有办法。来自社会的精英人士，进入大学重新学习，建立起书院式的讲学机制，遂成为当前思想文化表达和传播的最佳平台。我们禅学会的成立，也正是应机契时之举，未来能否朝民间基金会的方向发展，需要我们一起来努力。

第四、从世界宗教生态环境的大格局下思考佛教的发展走向，也为更多的朝野人士所接受。台湾地区几十年的人间佛教运动，使佛教成为台湾第一显教，其成功经验值得我们汲取。现在，佛教团体借鉴基督教的做法，跳出寺院的局限，把佛教的发展放在高素质的平信徒基础上。原来单极的寺院佛教，呈现多元发展的趋势，由此促进中国佛教的平民化、制度化、公益化、国际化。我强调平民化，是因为现在有种不好的说法：基督教是穷人的宗教，佛教是富人的宗教。光是门票，就把广大人民群众隔断了。

三、从心开始的人间佛教

佛教对人类世界的积极作用，是通过最根源性的转变人心开始的。心净则国土净，这里的关键，是人间佛教的菩萨行者广度一切众生的愿心，教化众生整体清净，从而创造清净理想的国土。所以，佛国世界不在他方，就在我们脚下这块受污染的大地上。唯心净土，是当代人间佛教实践的重要思想来源。藉由广大菩萨行者的发心修行，而使有缺陷的秽土转变成清净圆满的国土。

太虚大师痛感早期佛教改革运动之失败，并为反击社会上认佛教为消极厌世的偏见，提出人生佛教的思想。相对以往重鬼神的佛教，太虚强调人；相对以往强调死后往生净土，太虚强调活着的当下，即生。人，对治过去片面地重视鬼神；生，对治厌世的、等死的佛教。关于人生佛教，太虚有个著名的偈子：

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圆即佛成，是名真现实。

由人至佛的升进，在于用智慧超越凡俗层次，达到对现实生命存在的真正把握。故菩萨的理想境界并不在他界彼岸，而必须在当下完成。人间佛教的主旨，是用佛法的智慧提升生命，净化社会，推动人类主体的整体改变。按照太虚的说法，发达人身即证佛身。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是我们成佛的潜能，而佛性的实现即是从凡夫之身成为法身，这是生命正报的觉悟升华。所以，学佛首先是做人，人圆即佛成。而人格的完成，从心开始，必须强调主体心的转识成智、转染成净、转凡成圣。

由生命正报的觉悟升华，带动环境依报的庄严清净。按照太虚的说法，淑善人间即严佛土。从当前无始恒转的娑婆世间，发展到庄严圆善的人间净土。要让有能力者更有智慧，有智慧者更有能力，使污浊的世间转变为清净国土。因此，人间佛教是从青灯黄卷式的传统寺院，走向世俗社会，从信仰层圈扩散到社会层圈和文化层圈。跳出寺院的围墙，走向广阔的社会人群，是新世纪人间佛教运动的必然趋势。

我在十多年前提出苹果理论，宗教有信仰、社会、文化三个层圈。苹果核是信仰层圈，即宗教之所以为宗教的神圣体验和宗教意识；苹果肉是社会层圈，因为佛教在世间，要与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发生广泛的联系；苹果皮是文化层圈，以音声、形象作佛事，广泛运用文学、艺术等文化形式。在这三个层圈中，宗教发展的常态，是从边缘走向核心。最成功的案例是大安法师，他原来是北京对外经贸大学的伦理学教授，从教授到和尚，从文化层圈走向信仰核心。而变态，是从信仰核心自我放逐到外延。现在的佛教，要么与政商力量勾结而日益庸俗化，要么就变成吟诗品茶、风花雪月的东西，这些都是边缘化的表现。

人间佛教的唯心净土思想，与指方立相的西方净土，在真俗二谛论的观照下，是可以统一起来的。提倡自力解脱，与仰仗阿弥陀佛的他力济拔，这二者并不矛盾，人必自助，而后天(佛)助之。我们今年八月份参访庐山东林寺时，也曾对此问题当面请教过大安法师。[4]

四、佛教文化人的实践探索

佛教对社会的变革、生命的提升和环境的转变，是从心开始的。那么，从心开始主体力量，就在佛教文化人。这个观念，最早可溯源到1994年我们在《忧患与思考》对话中提出的佛教知识分子[5]。在二年多前的《复旦大学禅学会发起倡议书》[6]，有了佛教文化人的内涵，然后在一些学术会议中作了系统阐述[7]。

这里的文化，不是风花雪月、品茶吟诗那种文化，而是有特定含义的。根据梁启超的《什么是文化》和太虚的《文化人与阿赖耶识》，我对文化和文化人作了如下界定：文化，即人类以我们主观意识所推动的行为所造成的共业。文化人，即具有人文关怀和宗教情操的新人。要使佛法真正深入社会，进入主流社会的话语圈，就要发挥造就新人(佛教文化人)的作用。

我们对中国佛教的现状很失望，但并不绝望。佛教承认有命，就是人类所造的个体别业和群体共业；但又认为运是可以转的，即透过当下的努力，转变未来的命运。昨天在人文智慧课堂四个班的结业典礼上，有个班的代表上台讲了些肺腑之言，他听了半辈子的假话，就想在复旦听些真话，后半辈子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们禅学会也是如此，做自己愿做的，但还要考虑到大陆的共业环境，做环境和能力允许我们做的。

我们把两年来禅学会的活动，放在人间佛教在新世纪的开展和中国佛教体制创新的视野下，进行回顾和探讨。

(一)禅学社与禅学会

复旦大学在1990年成立了大学生社团国学社，后来发展出禅学社，这是一个在校学生研究佛学的学生社团。2007年9月又在复旦大学进行非学历教育的社会人士中成立了禅学会。这些社会精英为了求道解惑，在复旦大学的人文智慧课堂进修文史哲课程，在学习中对佛学产生了兴趣，于是发起成立继续探讨佛学的校友联谊组织。

禅学社与禅学会，一社一会，紧密合作，共同成长，用自己的亲身实践，探索佛教在新时代的社会化和组织化。

(二)学术与文化的定位

从理上讲，佛法必然要在信仰、社会和学术间融通，但在事上，我们守住各自的分际，不做越位之事。禅学会既然是佛学社团，必然会与佛教寺院和团体发展紧密的交往，但作为在大学中活动的学术社团，禅学会严守文化和学术的立场。

在去各地佛教道场参学的过程中，我们深切地体认到：智慧之灯，必须在传播中才能照亮人心，穿越青灯黄卷的寺院围墙，传向社会大众。在当代社会，要改变佛法弘传的困难，形式上的革新是必要的。三年多前，我曾经在西园寺与济群法师讨论过制度和礼仪对佛法弘扬的意义。从此，周日共修的仪式创新，首先在苏州西园寺和厦门南普陀寺推广开来。禅学会的许多会员正是通过这种全新的形式了解佛教，在士农工商的社会生活中，提升自己的智慧，并影响周边的人群。

我们不仅走出去到佛教道场参学，还把海内外的学者和法师请进大学讲学。禅学会成立二年多来，复旦佛学讲坛已经举办十多场。凡应邀在复旦大学演讲的法师，都具有著书立说的学术资质，演讲的是学术性的课题。禅学会会员中也有居士，他们有进一步亲近法师、受三皈五戒的宗教性需求，我们则联系附近寺院，请这些法师在道场中讲经说法，主持禅修。

(三)制度优先、唯道是求的团体风格

公元402年，慧远法师与刘遗民等123人，在庐山成立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白莲社，这是史上记载的最早结社团体。《大宋僧史略》高度评价佛教结社的意义：

社之法，以众轻成一重。济事成功，莫近于社。

每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这是轻；团体的力量是无限的，这是重。禅宗道场称为丛林，取喻草木之不乱生乱长，表示其中有规矩法度。丛林的进一层含义，则是独木不成林，喻和合共事，共成参天大树。禅学会成立伊始，即确立制度优先、唯道是求的团体风格。筹备阶段，由人文智慧课堂各班级推举代表，成立筹备小组。经过四次筹备会议，讨论《禅学会倡议书》、《禅学会章程》和理事会、监事会的人选，经会员大会选举通过。理事会每年开会四次，讨论会务的重大事宜。监事会对会务进行监督并审计财务报告。现在提交大会通过的第二届理事会，将设置活动、秘书、编辑三个工作小组。理事、监事和会员都是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尽心尽力为会务操劳，真正做到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四)佛学是改变世道人心的实践力量

禅学会的会刊《佛教观察》，与佛教观察网站和博客同名，英文名皆为佛眼。《佛教观察》第一期卷首语阐述了我们的立场：我们都是肉眼凡胎，但发愿取法乎上，力图以佛的正法眼观察世界、观照人生、观注佛教的发展。

佛学不仅是理性的探讨，更重在个人的禅修和利生的社会实践。禅学会的基础佛学课程和外出游学活动，必安排有禅堂坐禅的科目。按照《大学》三纲八目的格局，如果说禅修与心理治疗，可归入诚意正心的范畴。那么如何处理世俗社会的生活，则为修身齐家所摄。禅茶是禅学会新创的活动范式，每月举行一次由会员或嘉宾主讲的读经会。所读经典，首先从如何做人、如何过好合理的世俗生活开始。透过对《十善业道经》、《玉耶女经》、《百喻经》、三皈五戒等经律的学习讨论，以普世视野关注家庭婚姻和男女平权等问题。

以修身为本的立场，兼善天下，则经济、政治和各类社会问题，也进入禅学会活动的视野。2008年，禅学会发起为四川地震捐款的赈灾演讲，资助民工子弟教育和复旦学生西部支教考察等活动。并率先发动会员在复旦大学举办毕业生就业招聘会。2009年2月初，禅学会组织到南华寺游学，探曹溪法源，读《六祖坛经》。面对经济危机和社会道德急剧滑坡的现状，领导着数百人乃至成千上万员工的企业家，如何以佛法的精神克服人心和社会之恶？元宵节晚上在南华寺内举行的禅茶，即以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主题举行。

禅学会的主要成员是企业家，与一般民众学佛不同。普通的信徒省下钱来参加放生等活动，就是很好的功德。我们的会员说得好：企业家学佛，不能停留在烧香放生的层次上，关键是要把自己的企业做大做强，对社会作出真正的贡献，而不是做一些在皮毛上着相之事。刚才进来的老学友洪波，当年在讨论宗教与迷信区别时，有句名言说得好：迷信是让菩萨为我们做事，帮菩萨做事的是宗教。我也曾对一位做印染行业的会员说：少排污就是最大的放生。可见，佛法并不是坐而论道的玄学，它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实践的力量。

五、结语

在宗教、政治、学术三极中，我们的定位在学术。立足复旦大学，扬长避短，做我们真正能够做的事，才能在思想上发挥智库的作用，真正为中国佛教的复兴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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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慧炬》第326、327合刊。

[2] 《佛教弘誓电子报》139期，2006年6月16日。

[3]指不得遇佛、无法听闻教法的八种障难：地狱、畜生、饿鬼、长寿天、边地、盲聋喑哑、世智辩聪、佛前佛后。

[4]请参阅《圆融经教专弘净土专访大安法师》(刘红青)，《佛教观察》总第六期。

[5] 王雷泉、何云等：《忧患与思考》，《法音》，1994年第10期。

[6]《复旦大学禅学会简报》第一期。

[7]王雷泉：《佛教大学与佛教文化人》，刊于《宗教问题探索》2007年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12；《海峡两岸人间佛教之现况、前景与瓶颈》，刊于《佛教观察》第五期(《当代宗教研究》2009年第3期转载)。

刊于《佛教观察》总第七期，2009年11月

(中国佛教协会会刊《法音》转载，2009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