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 宜

玄奘弟子窥基著《成唯识论述记》，完成了中国唯识宗的思想体系。其后有再传弟子慧沼著《了义灯》、智周著《演秘》，与窥基的《掌中枢要》合称为中国唯识宗学说的唯识三疏，成为后人研究唯识之学的文本依据。

在唐武宗灭佛事件后，有关中国唯识宗的主要经典大多遗失。直到明末年间，作为唐代唯识述记及其三疏，既没有编入藏经，也没能够流布于当时的中国。这是论及汉文《大藏经》历史，不得不提及的一件大事。

在相关文献缺乏的情形下，有意研究唯识之学者，会苦于无门可入。以心性超越为特征的佛性论，促使道问学之唯识学说几成绝学。由于门户之见以及佛教儒学化的制约，促使佛门僧人不去关心德性的知识基础，仅注重于一念正觉、即性即佛的觉悟捷径，从而影响了超越论与知识论的结合。所以，道问学中的许多问题也被尊佛性的思想所遮没了。因此，在中国佛教史上就呈现了如此思想结局：尊佛性与道问学的两大文化思潮，无法获得平行自在的发展，对于佛性的信仰压倒了对于问学的追求。道问学与尊佛性作为呈现在唐初中国佛教发展层面的两大思潮已经随着法相唯识宗的消歇而走向了尽头。

虽然法相唯识宗学脉未断，至宋、元时代，也有僧人从事唯识宗的讲论，以其性相交融的形式生存于其他佛教流派的夹缝之中。但是见诸于文献记载的只有元人云峰的《唯识开蒙问答》、明末时期华严四祖澄观的《华严经疏抄》以及永明延寿的《宗镜录》，有对于唯识思想的引述而已。佛性论的泛滥，促使道问学之唯识宗几成绝学。

幸有鲁庵普泰和尚于明武宗正德年间，自一位无名老者那里传承其唯识宗之学，便为《八识规矩颂》和《百法明门论》作注，从而使这两本书成了明末各家研究并弘扬唯识之学的可贵的文本。唯识之学在明末年间因此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再兴。从研究唯识宗的人数以及相关的研究论著来说，可考的有14人之多，研究论著则有8类35种。因此，明末的唯识学思潮，可以说是远远盛于唐代。个中原委，正与明末年间中国文化思想发展之内在理路紧密相关。

就中国佛教思想的发展过程而言，虽然尊佛性的思想倾向已占据主要的思想席位，但是道问学这一知识论的旨趣依然包含在佛学思想的深层，还以思想伏流的形式运动着；知识论的问题在中国佛教诸流派尊佛性的主张之下，依然具有一定的地位。即使在宋、元时代，也还有些僧人从事唯识宗的讲论，使唯识宗以性相交融的形式，生存于其他佛教流派的夹缝之中。特别是当佛性之知完全压倒闻见之知的时候，本来是超知识的思想倾向，就会转变为反知识的思想特征；仅尊佛性的圣学，就有可能流于空疏，纯任主观而堕性于空，道问学之中的许多问题就会逼出来，佛学的发展也就从精神超越论的方向朝着知识经验论的方向转变。

尊德性与尊佛性，作为呈现在儒佛两大层面之上的思想运动，已经渐渐地在明末年间走向了尽头。就儒学思想发展过程而言，虽然尊德性的思想倾向已占据着主要的思想席位，但是， 道问学这一知识论的学术旨趣依然包含在儒学思想的深层，并且以思想伏流的形式运动着。当德性之知完全压倒闻见之知，本来是超知识的思想倾向转变为反知识的思想特征，仅尊德性的圣学就有可能流于空疏，纯任主观而堕性于空，道问学之中的许多问题也就会给逼了出来，儒学的发展也就转向为知识论的方向。于是德性必须资于学问，论学一定要取证于经书，义理的是非便只好从原始经典之中寻求依据。这一内在的变化说明儒学的发展已经转为道问学的知识论路径。

与此相应，或者是说受着儒家思想发展的制约性影响，佛教思想也相应地由尊佛性而走向道问学的领域。特别是明中叶之后，在阳明心学末流那里，佛门禅学与姚江学派几乎是出入一家，言性言心，如出一辙。这边是满街都是圣人，那里是酒色财气不碍菩提路。读书人靡然化之，遂相率于不学，儒释两家均陷于学问饥饿的田地。与此相应的是，中国儒学发展成为宋明理学之后，也在尊德性和道问学的内在矛盾中，趋向道问学的演变道路，从而才有明末实学的兴起。这正如陈垣先生所言：明季心学盛而考证兴，宗门昌而义学起，人皆知空言面壁，不立语文，不足以相摄也，故儒释之学，同时丕变，问学与德性并重，相反实相成焉。

自唐宋之后，禅宗兴起，初以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作为布教的方式，其张扬的成佛道路又简明易行，吸引有些心乐总持、不喜繁碎之士相率逃禅，及其大盛，乃是一花五叶，掩袭整个中土。然其以不立文字、忽视义学、不尚经典为风气，往往流失于参话头背公案、徒逞口舌之能，陈陈相因，心中一团黑暗且又自欺欺人。在对待问学的态度上束书不观，言谈无根。至晚明期间，佛门出现了莲池、憨山、蕅益诸位大师，力反禅宗狂简之风，主张严格的修持工夫，不唱开悟的高调，提倡读经问学，注释经典。如蕅益作为明末佛教典籍真理的一代大师，撰有《阅藏知津》，可以说是佛门转向道问学的开始。他反对禅宗的教外别传之说，力主离经一字，即同魔说的立场。在知识与信仰的关系之上，这时的佛教思想家已经回到了佛性必须资于问学的基础。

因此，明末之时唯识学的一度兴盛，乃是与禅宗的式微以及佛教思想家们对于佛教史的反思和学问自觉紧密相关的。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明末的唯识学者大都出身于禅宗，是为了禅的修行才来研习唯识之学的，所以他们常常以唯识思想配合禅宗观念作解释。

这些唯识学者均有参禅的背景和体验，使得他们的唯识学研究不得不以性相结合的形式来进行，难以真正凸现法相唯识宗的思想价值。著名者王夫之，著有《相宗络索》，仅在以相宗名相的明了作为目的，未能真实呈现唯识宗道问学的时代意义。因此唐宋元明时代禅宗的盛行，乃中国佛教以尊佛性，作为当时佛教思想主潮的历史缘故，也是佛教中国化以及儒学化的必然结局。至明末年间佛门提倡阅藏读经和学理研究，作为对于禅宗过分尊佛性的思想倾向之反动，又是中国佛教开始转向知识论的道问学之路。

摘自《法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