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昌 达

在佛教研究中，《魏书释老志》有重要的价值，除了它是最早关于佛教历史和思想的全面记载之外，有一些特别的史料价值。日本的冢本善隆、台湾的蓝吉富都已经指出: ⑴ 对于中国佛教制度，它记载的元魏僧官制度就很重要，皇始年间道武帝时代，赵郡沙门法果戒行精至，太祖请他到京师来，任命他当道人统，就是后来的僧统，这是佛教在中国政治上取得合法性的一个重要事件。⑵ 北魏政治和佛教的微妙关系，《释老志》也有记载，比如北魏为什么灭佛，崔浩和寇谦之有什么作用，都在这里可以找到资料，以前陈寅恪就写过有关这个问题的论文。⑶在21世纪上半叶，经济史研究中关于佛教寺院经济等领域的也是热门，陶希圣和何兹全，后来的谢和耐都研究过这个课题。而寺院之外呢?当时又有所谓僧祗户、佛图户等等，其实都和当时国家赋税、宗教豁免权、政治冲突等等大问题有关，《释老志》载当时昙曜建议，民众如果岁输六十斛粟给僧曹的，就可以成为僧祗户，而这些粮食就是僧祗粟，到了饥荒的时候，把这些粮食赈济灾民。他又建议如果有民众犯重罪入为官奴的，可以成为佛图户，给佛寺打扫卫生种地，这个建议在佛教得势的时候，得到批准，结果是僧祗户粟，及寺户遍于州镇矣。这么一来，掌握丰收和饥荒年代粮食调剂的权力、吸收各种人口和劳动力的权力统统归了佛教了，这不能不引起冲突，这是大事件，最初记载在《释老志》里。《魏书释老志》也有很多问题，冢本善隆就指出，因为魏收是北齐的史官，以东魏为北齐接续的正统王朝，它的记载多集中在邺城为中心的佛教和道教，对于长安为中心的西魏佛教道教却记载不足，因此作为东西魏分立时代的华北宗教资料，是不完整的。

从思想史角度来说，我的看法是《释老志》值得注意的，一是反映一般佛教常识世界，二是表现早期教外士人的佛教知识。

通常讲佛教史、写佛教史，都是注意精英阶层和高僧阶层。我们看各种各样的佛教史，大体上关于早期佛教有这样几个重心。第一是译经。安世高和支娄迦谶到中国，翻译的小乘禅学经典如《安般守意经》，大乘般若经典如《般若道行经》，分别开辟了中国佛教的两大走向，而他们以及后来的译经僧人翻译的《般舟三昧经》、《问地狱事经》，则影响了民众的生活世界和生死观念 ; 第二是格义和合本子注。陈寅恪的《支愍度学说考》、汤用彤《说格义》都谈到这一点，因为这是从单纯接受型的翻译到理解，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过程。第三，般若学的六家七宗也是重点(心无宗、本无宗与无异宗、幻化宗、识含宗、缘会宗、即色宗)，所有的佛教史著作，都会讨论支道林(遁，约313~366)结合《庄子》的即色游玄思想，因为这种思想有道家意味，渐近自然。第四，道安(312-385)翻译经典和传授弟子，南方慧远(334~416)在庐山和桓玄争辩沙门不敬王者，传播念佛三昧法门，开始传播的神不灭和三世思想，北方鸠摩罗什(344-413)翻译佛经和他门下的各个杰出弟子，如竺道生(一阐提有佛性)、僧肇(《肇论》)、道融、僧睿等等，渐渐形成南方义学兴盛，新义很多，北方实践很流行，比较守旧的传统。这是佛教史的基本脉络和大致内容。

如果换个角度去关注《释老志》，可以看到在这种概论式的叙述下面，传达的是一般民众的佛教信仰和一般阶层的佛教知识。⑴对于佛教的基本道理，他们了解的是业缘、三世、修行的必要、归依三宝的重要、什么是六道、五戒等等，最多是四谛、六度、十二因缘;而不是空、真如、涅槃、如来藏等等，他们关心的是自己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究竟是如何?为什么要有佛教的信仰?按照佛教说的修行有什么好处?而不是佛性论等抽象问题，尽管这些问题也和实践有关。⑵ 有关出家（剃发、辞家、持戒）和在家优婆塞、优婆夷的种种规定和结果 ; 在社会生活中，为什么要和光六道，同尘万类，这种平等观念的目的是什么?这些很实际的宗教信仰者的理念和准则，它符合普通人的伦理吗?如果遵守这些准则，结果会不会有损于自己的利益? ⑶ 关于佛陀的故事，什么是真身，什么是应身，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伟大人物? 为什么要对他顶礼膜拜? 这是宗教，也是佛教信仰必须要有的崇拜对象，并不仅是单纯的信心和理念。⑷ 佛教的历史是怎样的?《释老志》的介绍是详近略远，并不特别去追溯本来的教旨和原来的先知，也没有特别区分出什么派别的谱系。

这就是6世纪中叶一般有文化的人的佛教知识基础。其实，精英的经典的思想水平实在太高明了，太超越了，我们不能用这些人的想法来估量当时一般人的思想世界和生活世界，否则就不能理解，为什么这么多人去舍宅造寺、开凿石窟、刺血写经、捐造像碑。其实，普通人的想法离精英和经典的那些道理是很远的，这些想法才真的影响生活和社会，正是这样的观念和行为，让精英不得不去想办法回应，想办法抵抗，想办法改造，这样才有了精英思想和经典文化。

由上可知，第一，《释老志》是一般思想、概论和常识，而不是专精佛教的人特意的、精心的论述，第二，它是教外的，而不是教内的人撰写的。所以，这类资料没有有意的伪装，也没有有意的提升，倒是无意识的史料。

《魏书释老志》不仅本身是非常重要的佛教史和道教史文献，而且对于它的研究史也值得一提，因为中外一些重量级学者都和它有关系。它的价值不仅被中国学者关注，法国著名的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在很早以前就敏感地注意到了。到20世纪30年代，哈佛大学的魏楷(JamesR.Ware)在欧洲学习的时候，在伯希和的指导和梅迪生的帮助下，进行《魏书释老志》的研究，后来在《通报》上发表了他的博士论文WeiShu on Buddism，对《魏书释老志》的佛教部分做了注释和解说。但是，没想到的是，这篇译文一出来，就受到周一良的批评，指出魏译往往误会原文而错译，偶尔还有脱漏，指出他的15个错误和4个遗漏，比如把当时佛教常说出某经的出字（翻译）译作edit，变成了编辑，犯了常识性的错误：又如魏楷把微言隐义，未之能究一句的后四个字漏掉未译等，可见问题还很多。日本著名佛教史学者塜本善隆，在周一良先生之后，也写了长文批评魏楷的译文，指出他对常乐我净、大小阿毗昙、摩诃衍等等，有理解上的错误，也指出他对中国佛教文献的参考比较薄弱。随后，他自己做了一个《魏书释老志》的日文译注稿，虽然他认为注译稿不算很完善，却被当时在日本的留学生LeonHurvitz翻译成英文，于1956年作为水野精一、长广敏雄编《云冈石窟》一书的附录发表。1957年，哈佛大学教授杨联陞在《哈佛亚洲研究杂志》发表书评，指出其中一些问题 ( 杨联陞博士论文《晋书食货志译注》的指导教师是魏楷)。于是，冢本善隆在大加修改以后，于1961年由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出版了《魏书释老志译注》。经过若干年的检验，这部译注已经普遍被学界承认是一部名著，不仅收在《冢本善隆著作集》第一卷里，而且还作为平凡社著名《东洋文库》之一，出版了文库本，流行很广。

摘自《中古佛教史论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