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慧南禅风

慧南禅学思想,散见于各处的言论(书信、语录、偈颂、笔记等)中。虽然具有他所处时代的鲜明特色,而且对后世禅宗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但由于他没有系统的禅学著作(他恪守了不立文字的禅规),未作深入论述,难免比较单薄而未易显示重要意义,甚至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尚鲜为人知。

然而,慧南却是一位卓绝的宗教实践家。他的禅学思想,是直接通过自己的实践,对禅宗、对社会发生影响的,必须深入到他的禅法实践之中,总能真正把握其禅学思想的实质和重要意义。下面,我们从四个方面加以考察。

1、“壁立千仞,鍜尽凡圣”——黄龙三关及慧南的谨严禅风。

最能代表慧南禅法典型风格的,当然是名重丛林的黄龙三关——即慧南所设,用以接化学者的“生缘”、“佛手”、“驴脚”三问。

《建中靖国续灯录》卷七慧南章下是这样记载三关的:

师室中常问僧出家所以、乡关来历,复扣云:“人人尽有生缘处,那个是座生缘?”又复当机问答,正驰锋辩,却复仲手云:“我手何似佛手?”又问诸方参请宗师所得,却复垂脚云:“我脚何似驴脚?”三十余年示此三问,往往学者多不凑机。丛林共目为三关。

所谓生缘是人的姓氏、籍贯等,大凡僧人游访参学,到一寺院,首先必须通报生缘籍贯和参学来历,慧南的第一问,即从此最平常的事情中发出。话分两截,“人人尽有生缘”,意在将答问者的思维加以牵制,使其就擒,不能作主。同时,语中也含有无中生有,故意发问的玄机——既然人人尽有生缘,前已问过乡关来历,何必郑重其事地发问?所以“上座生缘在何处”已是所谓“无事起事,好肉上割疮”(慧南语),对于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还如常人以公辨知解的事实作答,表明答问者凡心未除,根机浅劣,随语生解。这是第一关,难度并不大。

慧南的第二问是从“当机问答,正驰锋辩”的关键时刻,冷不防提出来的,问话的语言环境刚好与第一问相反——第一问是“顺风使船”,就当下所常问、所必问的内容顺势托出;而这里却是“逆水行舟”,当你思维正沿着前面的问答机锋在驰骋的时候,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逆转,通常情况下,人们很难适应这种问话,此其一;其二,“佛手”、“我手”之问,贯穿佛家根本思想——众生与佛的关系;“佛手”代表佛性、佛法,“我手”则代表众生、自性,众生与佛的关系在佛教是一而二,二而一,既不可言同,又不可言异的。若言“我手”与“佛手”不相似,则与“真如偏在”、“万法一如”等思想相矛盾,何况禅家主张“青青翠竹,尽是法身,”岂有不相似之理?若言“我手”与“佛手”相似,但众生是因,佛性是果,因不即是果;且当下答问者所求无非成佛之道,分明众生与佛有别,俗界与佛界悬隔,何以淹灭和沟通?故无相似之理。所以“我手何似佛手”本身就是一个进退维谷、二律背反的两难境地,难度显然比第一问更大,这是第二关。

不管前面两关是否通过,答话人的思维已经被调弄得很紧张了。可是慧南的第三关却跟紧着卡了上来。先是拉你一把,问你近来到各处参学有什么收获,紧接着把你一脚踢向门外:“我脚何似驴脚?”这第三问比第二问本身难度更大,第二问从生(我手)佛(佛手)关系发问,此处从众生(我脚)与众生(驴脚)之间发问,有情众生的千差万别,在任何一个未彻悟佛法的人心中,都是绝对的,只有深悟涅槃寂静境界者方能凑机,故此问可验学者对佛法是否了悟。加上此问紧逼前面一问,正是“雪上加霜,火里添油”,“钟楼上念赞,床脚下种菜”好比挥舞着杀人之刀,把人逼到一个死胡同里来了——看你如何死里逃生?这就是慧南的第三关。

关于三关的禅法旨要,慧南自己曾以偈颂作过解释。如云:

生缘有语人皆识,水母何曾离得蝦。

但见日头东畔上,谁人更吃赵州茶。

这是颂第一问。意即用平常之问,试探学者有没有更吃赵州茶的本领,即体究佛法的根机。又云:

我手佛手齐举,禅流直下荐取。

不动干戈道处,自然超佛越祖。

这是颂第二问,意即此问把众生与佛齐举,从“理”上设问,试探学者对法的敏感,去其法执,充满机锋激流。这样的问题,只有凡心不动,不落生死,不动思虑干戈作答,成佛作祖。又云:

我脚驴脚并行,步步踏着无生。

会得云开日见,方知此道纵横。

这是颂第三问,意即紧扣涅槃无生境界的第三问。只有了悟佛性,脱尽生死牢关,却除了我执,无纤芥凝滞,得自在三昧者总能纵横自在,不为所绊。

黄龙三关就是这样一个步步为营,环环紧扣、机锋四伏的“连环雷”,真可谓用心良苦,三关当时在丛林反响异常强烈,天下衲子纷纷来朝,而又往往望风而倒,死于向下,所以惠洪说慧的“门风壁立,虽佛祖亦将丧气,故能起临济于已坠之道”。“观黄龙以三关,鍜尽凡圣。”黄庭坚则把三关比作大熔炉,说“自为炉而熔凡圣之铜。”

黄龙三关的对答是不能固定格式的,否则便成知见执解,不能过关。丛林对三关有很多评唱,旨要大抵不出慧南自颂三偈。但这些偈颂,对深入理解“三关”是在帮助的,不妨摘录数则。如真净克文颂云:

人人有个生缘处,认着依然还失路。

长空云破月华明,东西南北从君去。

我手何似佛手,翻覆谁辨好醜。

若是狮子之儿,野干谩为开口。

我脚何似驴脚,隐显千差万错。

豁然金刚眼睛,看取目前善恶。

圆悟克勤颂云:

人人有个生缘,蹲身无地钻研。

若也眼皮进绽,累他桶底踢穿。

我手何似佛手,随分拈花折柳。

忽然撞着蛇头,未免遭他一口。

我脚何似驴脚,赵州石桥略彴。

忽然筑起皮球,崩倒三山五岳。

此外,云盖守智曾批语丛林不解黄龙三关宗旨,以死语作答的现象,他说:“吾昔再入黄檗,至坊塘,见一僧自山中来,因问三关语,近日如何商量?僧曰:有语甚妙,可以见意。我手何似佛手,曰月下弄琵琶,或曰远道擎空钵;我脚何似驴脚,曰鹭鸶立雪非同色,或曰空山踏落花;如何是汝生缘处,曰某甲某处人。时戏之曰:前途有人问上座,如何是佛手驴脚生缘意旨,汝将远道擎钵对之耶?鹭鸶立雪非同色对之耶?若俱将对,则佛法混滥,若拣将对,则几事偏枯。其僧直视无所言。”

正因为三关不能以执解作答,慧南在使用三关验人时,对学者所答皆不置可否。“敛目危坐,人莫涯其意。”当有人问他何以加此,他说:“已过关者,掉臂而去,安知有关吏在?从吏问可否,此未透关者也。”

黄龙三关的深刻用意如此,它代表了慧南禅法的典型风格——险绝凌厉,同时,它也反映了慧南对佛法精勤执着,富于社会责任感的思想基础。这正如他自己在另一首《总同颂》中所自由,是“为报五湖参学者,三关一一透将来。”慧南是以佛教为“行道”手段,寄寓生灵、国家以深刻爱意的,三关的设立是一个具体表现。所谓“运出自己家财,赈济孤露,方有少分报佛深恩。”可见,慧南禅法的基本特色是执着、谨严的,与这一基本特色相适应,慧南还非常重视丛林清规,他“坐必跏趺,行必直视”,“进止严重,见者敬畏”,同时要求学人严守戒律,循规蹈矩,他把儒家纲常伦理道德纳入戒律范围,把不违规矩视为“头头圆觉,步步道场”,认为“规矩既乱,诸事参差,一人失事,众人不安”,居士潘延之曾问及他法道谨严的原委,他说:

父严则子敬,今日之规训,日后之模范也,譬治诸地,隆者之下,洼者平之,彼将登于千仞之山,吾亦与之俱;因而极于九渊之下,吾以与之俱。伎之穷,妄之尽,彼则自休也。

要为丛林建立规训的模范,这绝非等闲之辈所能为,慧南以振兴佛法为已任,所以有这样的志向与气魄,他能“起临济于已坠之道。”开创一个“横被天下”的宗派,绝非偶然。如此严格地把戏持“行道”之方,应该是黄龙派得势的主要原因。惠洪说得好:

南禅师,风度凝远,人莫涯其量,故门下客多光明伟杰。名重丛林。有终身未尝见其破颜者,予闻之,厚于义者,薄于仁,师道也,师尊而不亲,厚于仁者薄于义,亲道也,亲亲而不尊。南公之意岂不以是哉。

的确,慧南之禅法既有师道的尊严,也有儒者的仁爱,谨严执着的风格下透露的是禅家为体、老庄为质、儒家为用的禅学思想。

2、“坐断千差,密开要路”——慧南禅法的诸宗融摄现象。

慧南禅法对唐末以来五家宗风的融摄现象是相当明显的,这一点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考察:

一是慧南兼容并蓄,为我所用的宗法思想,在此之前,很少有人把五家宗风这样纠在一块来综合评述的:

无中亦有,德山棒似撒星;有中亦无,临济喝如雷震,如聋如哑,逼塞乾坤。

大觉禅师惟得偏行一着,临济德山只是互用二机。法道周流,大似拗曲作直,所谓棒喝截断,犹若以金博鍮;直饶东注西流,南唱北各,亘古亘今,且未有当头道着。

三玄三要,五位君臣,四种藏锋,八方珠玉,三十年前,争头竞买,各逞机锋。而今道泰升平,返机朴还淳,人人自有山青水绿,白云深处,三衣并为一衲。

以上语录中,德山指德山宣鉴,云门文偃之祖,雪峰义存师,他的禅风代表云门一派的绝险,大觉禅师指章敬怀晖,他是马祖门下高僧,属洪州宗,继承马祖全机大用之风,并喜以动作、圆相为机语,故慧南说他得“偏行一着。”三玄三要是临济宗旨,五位君臣是曹洞法要,四种藏锋是云门设施,很明显悲南对各家宗法虽有偏爱和侧重(临济、云门),但并不偏废其它各宗。如果说“道泰升平,返朴还淳,人人自有山青水绿”表明他具有关注时代学风的思想自觉,那么“三衣并一衲”则是他自定宗法的基本原则——“并”——兼摄、融通。所谓“东注西流,南唱北和,亘古亘今未有当头道着,”不仅是他对前代宗师禅法境界的认识,也是他自己对宗法风格的追求——左右逢源,纵横无碍,融摄诸家,为我所用,扶起放倒,随分施设,开遮自在,收放裕如,这正如他在《送周禅者 》偈中所叙述的那样式——

扶起放倒,翻来覆去。随假随真,还伊价数,狮子频呻,象王回顾。赤日光中,腾云起雾,坐断千差,密开要路。大丈夫汉,莫打死兔。

“坐断千差”本意为消除世间万法的种种差别相,达到万法一如的平等境地,这里被慧南理解为对诸家宗法的融汇,成为“密开要路”的准备和手段。

与兼融并蓄,为我所用的思想相适应,慧南形成了一套灵活机巧,诸家并重的禅法实践。法眼神师清凉文益《宗门十规论》归纳五家特色时说:“曹洞则敲唱为用,临济则互换为机,诏阳(指云门宗)则函盖截流,沩仰则方圆默契,”法眼本宗的特色则在“理事相资还同目足,”而元中峰明本则把五家宗风归纳为“沩仰之谨严,曹洞之细密,临济之痛快,云门之高古,法眼之简明。”以此考察惠南禅法,可谓诸法具备,灵活机巧,例如他行棒行喝:“尽大地被同安一喝,瓦解冰消。汝等诸人,向什么处著衣吃饭?”隆庆庆闲来参,问何处来,答百丈来,问几时离那里,答正月十三,慧南说“脚跟下好痛与三十棒”。又一日问僧“百千三味,无量妙门,作一句说与汝,汝还信否?”对曰:“和尚诚言,安敢不信?”南指左边曰:“过这边来,”僧将趋,忽咄之曰:“随声逐色,有甚了期,出去!”另一僧知道又趋入,慧南以原话问,亦对曰“安敢不信。”指曰“过这边来”,僧坚不往,又咄之曰“汝来亲近我,返不听我言,出去!”德山、临济一路棒喝之风,慧南已运用自如,不露声色。又如:

僧问:“大用现前,请师辩白,”师云“摘却你眉毛,倾出你脑髓,脚跟下道将一句来,”云:“镆耶举起,蛟龙失色。”师云:“作么生?”僧以手面前一画云“争奈这个何?”师云:“三十年后,讨个师僧也难得,”僧便喝,师云:“如一喝,未有主在,”僧作礼,师云“当断不断,反招其乱。”

这里,师徒对答问痛快淋漓,一唱一和,语机相投;宾主互换,禅流直下如泉涌注,既得临济法奥旨,又不失法眼之简明,沩仰之谨严和曹洞之细密,沩仰宗有97种圆相,慧南即常用动作、圆相为对机语。如他曾访问云门派僧人法昌倚遇,方圆默契,尽得沩山风流。

此外,慧南还有“一足令”在当时禅林也很有影响,《黄龙四家语录》卷一载:

僧问:“作家不啐啄,啐啄不作家,大众临筵,请师作家相见。”师垂下一足,进云:“焰里寻飞雪,水下火烧天。”师乃收足。

这里的垂足行令一具脂一指有异曲同工之妙,唐青原行思曾行此令,后则一直无人采用。慧南把它光大发扬,并成为自己禅法的特色之一,颇具云门高在古神秘之旨,故当时丛林评价很高,宾峰真净克文曾说:

黄龙行此令,十方诸佛,无敢违者;诸代祖师,一切圣贤,无敢越者;无量法门,一切妙义,天下老和尚舌头,始终一印,无敢异者。

一连用“无敢违者,无敢越者,无敢异者”三语,把慧南“一足令”推许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虽然难免有一些师徒之间自我吹嘘之嫌,但至少说明“一足令”在当时丛林是具有很大影响的。

3、“遇方即方,遇圆即圆”——慧南不拘一格的教化手段。

正因为慧南禅法兼具众家之长,所以他在接引学者的方法上是灵活巧妙,随机应变,不拘一格格不的。慧南居黄檗寺时有这样一则上堂法语:

黄檗有时正路行,有时草里走。汝等诸人且莫见锥头利,失却凿头方。不见古人道:“开不能遮,勾贼破家,当断不断,反遭其乱。

这既是慧南对自己灵活多变禅法的提示,也表明他的禅法思想——当机立断,开遮自在,这一点,在他接引学者,特别是对学者的培养提携方法上是有充分体现的。试看他对泐潭善清的教训:

(善清)谒黄龙,龙示以风幡话,久而不契。一日龙问:”风幡子,作么生会?“师(指善清)曰:“迥无入处,乞师方便。”龙曰:“子见猫儿捕鼠乎?目睛不瞬,四足踞地,诸根顺向,首尾一直,拟无不中。子诚能如是,心无异缘,六根自静,默然而究,万无一失也。”师从是屏去闲缘,岁余豁然契悟。

慧南论学道,在贵在积累、要专与勤的话,这里即以之启发善清,使他契悟,又如祖心是慧南门下最负盛名的上首弟子,契悟广大,时人尊为“衲僧之命脉,人天之正眼”(山谷语),慧南对祖心的提携教育,可谓费尽心机。当初,祖心因不堪云峰文悦的“孤硬”而投奔他的门下,机锋接引之后,他深祖心是难得的法器,于是“命其入众,”让他披阅经卷,参究《灯录》公案,“看话下语,百计搜寻,”历时四年,“有机而不发,”终于让祖心因耐不住凡心困扰而辞别。后祖心往来咨诀于文悦、石霜等人之间,仍不得悟。在无所用心之下,偶读《传灯录》“多福一丛竹”公案,猛然省悟,“顿觉亲见二师”(指文悦与慧南),于是重入慧南之门,当祖心问慧南为什么这样委曲对他,慧南说“若不令汝究寻到无用心处,自见自肯,吾即埋没汝也。”在慧南的教育之下,祖心“以无学之学朝宗百川”,直一“七纵八横,天回地转”无纤疑在,慧南总让他分座接纳。

真净克文本以辩才负时名,入慧南门,慧南无所示教,克文说“我有好处,这老汉不识我”,后于香城禅师言下悟得黄龙用意,服膺于黄龙家法。泐潭洪英被惠洪称为“从上宗门之爪牙”,“精于内外典籍”,诣黄檗南禅师席,檗与语达旦,曰:“荷担大法尽在尔躬,厚自爱。”

慧南对法门伟器珍重如此,其接纳人才则兼收并蓄,方法则灵活多变,各尽其才,各得其长。他特别重视自证自悟,培养门人的独立思维,如其回答祖心言,要“自见自肯”,关于这一点,慧南还有很多论述,例如他对石头禅师“乍可永劫受轮回,不从诸圣求解脱”一语极为推重,常引以教育学人要“自种祖父田园”,他喜举前人公案加以“逆解”来提倡宗由,以此启发学者独立思维,自证自悟。他批评那些随语生解,不能自悟的人“只能顺风使帆。不能逆风把舵”,他说:“时人住处我不住,时人行处我不行,于此了然明的旨,须会全身入火坑。”可见,他把“时人住处我不住,时人行处我不行,”这种带叛逆性的独立思维当作其体悟宗由,建立宗法的理论构架。

《五灯会元》卷十七和《僧宝传》卷二十五隆庆庆闲章下均有这样一段记载:

(庆闲与黄龙)同看僧堂,(黄龙)曰:“好僧堂”,师(庆闲)曰:“极好工夫。”曰“好在甚处?”曰:“一梁拄一柱。”曰:“此未是好处,”师曰:“和尚又作么生”?龙以手指曰:“这柱得与么圆,那枋得与么匾。”师曰:“人天大善知识,须是和尚始得。”即趋去。明日侍立次,龙问:“得坐披衣,向后如何施设?”师曰:“遇方即方,遇圆即圆。”

十分清楚,这里是就黄龙寺僧堂之用材论黄龙门下的人才。“一梁拄一柱”意谓黄龙门下弟子一个个是荷担佛法的顶梁之柱。“这柱得与么圆,那枋得与么匾”意谓黄龙弟子各有特色,“一个个硬剥剥地”而非常闲之辈,所以庆闲称道乃师“人天大善知识,须是和尚始得”,并进一步领悟到黄龙人才荟萃的原因在慧南不拘一格,灵活多变,开遮自在的教化手段。

为什么“天下有志学道者皆集南公”(惠洪语),在短短几十年间,黄龙一派横被天下的原因何在?十分重要的一条,即是“黄龙得势,首在得人”,而“遇方即方,遇圆即圆”则是黄龙所以得人的成功经验所在。

4、“不有提唱,孰辨宗由”——慧南禅法与语言文字。

一向为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的禅宗,到晚唐五代之后不自觉地走上崇高文字功用的轨道上来了。汾阳善昭对语言文字的偏爱,开启宋代以后籍语言文字以参禅的新风,而这一风气的正式兴起者,则是黄龙派高僧慧南。在这里,他起到一个承先启后的作用。慧南关于语言文字的观点,概括起来说有这样几方面,例如他说:

诸佛出世,假设言诠。祖师西来,不挂唇吻。

大道无中,谁复前后。长空绝迹,何有量之。空即如是,道岂言哉。

菩提离言说,从来无得人。

这里,一方面承认佛祖凭籍文字语言以显示、传达、保存佛法的事实,同时又强调佛法不在言句本身。所谓“不挂唇吻”,即终日言而未尝言的意思。撩开来说,是承认语言文字的作用,在不立文字的宗旨下,给文字开一方便之门。所以他在说明道岂言哉之后,话锋一转说:“虽然如是,若是上根辈,不假言诠,中下之流,又争免得?”所以“晚学初机,须得明明说破。”如果注意到“黄龙出世,时当末运”和慧南认为末法时代罕遇上根之人的观点,实际上慧南已为自己设计了一个大施语言文字之禅的“小环境”,所以他敢于理直气壮地说:

不有提唱,孰辨宗由?不有问答,孰明邪正?

正是在这种思想的认识下,慧南相当重视解释、提唱公案古则即所谓拈古,重视师徒间的对机问答(三关之设即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慧南语录中,有很多拈提公案的实例,大都十分精彩,如他拈解“药山浴佛”这则公案时列举种种随语生解的错误说法,指出:“古人随时一言半句,亦无巧妙,今人用尽心力安排,终不到他境界,用此思维辨于佛境,如取萤火烧须弥山,纵经尘劫,终不能著。”从这一切公案的拈提可看出,慧南主张出语随缘,不假思索,不事雕琢。所以他批评“后来儿孙不肖……但逞华丽言句而已”。他又引孔子“目击道存”来论证佛家的“无示无得,”认为“夫说法者,无说无示,其听法者,无闻无得,”所以语言文字以随机接物,语中无语为活句,费心安排,语中有语为死回。在慧南看来,语言文字“千般说,万般喻,只要教君早回去。”即返观自心,返见自性,屏除思虑执着,回归自我,任性消遥,得自在法门,游戏三昧,“随汝颠倒所欲,南斗七,北斗八。”慧南对自己这种开遮自在、灵活机巧的禅风是颇为自负的,他有一首《送禅者》的诗,隐约道出此中端倪:

拔草占风辨正邪,先须拈却眼中沙。

举头若味天皇饼,虚心更吃赵州茶。

南泉无语归方丈,灵云有颂悟桃花。

从头为我雌方丈,要见丛林正作家。

“从头为我雌黄山,要见丛林正作家”显然是自况之词。这种自负的心理,一方面来自对佛法的执着和自信,一方面来自宗派势力在当时的影响。

慧南对语言文字的重视,使他的禅法更具文人化的气息,加上他融儒、道为一体的思想体系和对社会、对人类富于责任感与爱心的特色,其禅法不仅在丛林享有崇高威望,也引起文人士大夫的广泛兴趣,当时士人往往与他或他的传人结交,谈禅论道,相契无间。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士大夫禅悦之风,也在这个时代趋于热烈,慧南的禅法便通过这些渠道而对社会政治、思想文化产生影响,完成其“行道而领众丛林”,并以出世之功,行入世之道的禅学思想。为了适应这种“行道”的需要,慧南竭力使佛学俗学化。他自己亦能诗善画,诗风一如其禅风,深入老庄,开合自在,如行云流水,其书法则“笔法深稳,庄重而瘦,有颜平原用笔意。”这些修学都成为他禅法的有机组成部分,为其“行道”服务。所以慧南之禅,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是文人之禅,士大夫之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