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昌武

中观教理是鉴于大乘般若思想主张我、法两空，荡相遣执太过，修证失去依据，提出有、无双遣的中观教理。《中论》里有两个偈。一个说：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名为假名，亦是中道义。另一个说：诸世间可说，皆是假非真；离世俗名言，乃是真非假。即是说，因缘性空是真谛，但名言施设作为假谛也不可否定；真、俗二谛乃诸法实相，并为佛慧。这就挽救了般若空观的偏失，肯定了佛法对于现实世界的意义。元康说支遁蹑影龙树，是与本无、心无义相比较，支遁的即色义最为接近大乘般若教理的真意。

具有更重要意义的是，支遁的即色义在观念上和实践上又能够积极地与本土老庄思想相调和。汤用彤指出：

此宗由即色而谈本无。即色所空，但空色性。而空者、无者，亦无心忘怀，逍遥至足，如支氏所写之至人之心也。

在支遁的《释迦文佛像赞》里，至人本是对佛陀的称呼。他在《大小品对比要抄序》里，又描写至人形象说：

夫至人也，揽通群妙，凝神玄冥，灵虚响应，感通无方。建同德以接化，设玄教以悟神，述往迹以搜滞，演成规以启源。或因变以求通，事济而化息；适任以全分，分足则教废。故理非乎变，变非乎理；教非乎体，体非乎教。故千变万化，莫非理外。

这样的至人深通玄理，感通无方，但又能够因变求通，适性任事，千变万化而莫非理外。在这种至人观念里，支遁把大乘佛法与现实人生追求结合起来，把证悟佛法与逍遥止足的生活融通起来。这是即色观在实践中的运用，也是支遁主张的修道目标、理想人格。

支遁有一篇赞佛文字《释迦文佛像赞》，是写印度悉多达太子如何成佛并对之加以礼赞的。这篇文章一开始就说：

夫立人之道曰仁与义。然则仁义有本，道德之谓也。

这是用儒家概念表佛说，接着讲道：

昔姬周之末，有大圣号佛，天竺释王白净之太子也。

他把佛放在周朝（这是古代关于佛教输入中土时间的一个说法），而且等同于圣人，以下他描述了这位圣人的形象：他是拟翮区外栖迟幽闲无待以轻举时行而时止的至人。这显然与道家思想相通了。这样，支遁将儒、道与佛教观念相调和，提出一种新的佛陀观，也即圣人观。这位佛陀或圣人不是超然世表、追求灰心灭智的寂灭的，也不是中国古代祭祀礼仪文化中的三皇五帝那样超然的存在，他刻苦求道，是每个人心中显现的圣人。这一方面把佛与圣人降低到每个平凡人可及的水平之上，是通过修习可以达到的目标；另一方面这种新的圣人仿佛是东晋玄学名士玄虚淡泊、与道逍遥、娱心黄老的理想人格。魏晋以后的思想界，在绝对的天赋神圣的精神统治动摇以后，人性的觉悟随之发展起来。玄学中才性等问题的讨论正反映了这样的思想潮流。支遁所发扬的大乘的佛陀观，显然是支持这一潮流的。

《世说新语文学》注引述他的《逍遥论》说：

夫逍遥者，明至人之心也。庄生建言大道，而寄指鹏。鹏以营生之路旷，故失适于体外；以在近而笑远，有矜伐于心内。至人乘天正而高兴，游无穷于放浪；物物而不物于物，则遥然不我得；玄感不为，不疾而速，则逍然靡不适。此所以为逍遥也。若夫有欲当其所足，足于所足，快然有似天真。犹饥者一饱，渴者一盈，岂忘烝尝于糗粮，绝觞爵于醪醴哉？苟非至足，岂所以逍遥乎？此向、郭之《注》所未尽。

郭象《庄子注》中《逍遥游》的题注谓：

夫小大虽殊，而放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岂容胜负于其间哉！

这种泯灭对待的逍遥观应当更适合庄子的本意。而支遁讲究至人之心，追求不失适于体外，又不矜伐于心内的遥然不我得、逍然靡不适的逍遥，正如《逍遥游》描绘的那种超然物外、悠游世间、无视利欲、无所羁束的心态和作风。这样的圣人正是当时风流名士的理想人格。汤用彤先生说：

夫轻忽人事，逍遥至足，晋代名士与名僧之心胸，本属同气。贵无贱有，反本归真，则晋代佛学与玄学之根本义，殊无区别。

在此基础上，支遁又着力宣扬《维摩经》的居士思想。《维摩经》是著名的大乘经典之一，据考是大乘佛教形成早期由在家居士阶层结集起来的。其中宣扬不舍道法而现凡夫事，不断烦恼而入涅槃，强调在现世修道的意义；又主张直心是菩萨净土，心净则佛土净，注重主观修养对于实现成佛理想的决定作用。其中所描写的维摩诘，是一位富有资财德望，过着豁达圆通的居士生活的长者、在家信徒。他乃是名士们在家修道的样板。到支遁生活的东晋前期，《维摩经》已经有三种汉文译本。支遁宣传、普及《维摩经》用了很大力量。他写过《维摩诘赞》，又写诗歌唱维摩诘。《世说新语》上生动记载了他讲《维摩经》的盛况：

支道林、许掾诸人共在会稽王斋头，支为法师，许为都讲。支通一义，四坐莫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忭舞。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

会稽王即后来的简文帝司马昱，许掾指名士许询。这里记述的应是众多讲经法会中的一次。这种讲经，受到众人的欢迎，可见佛法在名士间的流行，亦可见支遁宣扬佛法的努力。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名士中已出现许询那样的人物，可以配合支遁为都讲，他对经文的理解显然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而相对于许询，还有更多的人不辩其理之所在。这后一部分人更欣赏论辩的技术，这也开了后代文人从《维摩经》中学习文字技巧的端倪。这样，支遁宣扬《维摩经》，不仅为文人名士们接受佛教提供了课本，而且为在家信徒进一步接近佛说扫清了伦理的与戒律上的障碍。支遁以《维摩经》指导文人名士们的佛教生活。

这样，支遁作为有影响的般若学者，对于大乘般若思想在中国的发展发挥了相当的作用；他把佛教般若思想与本土老庄思想相调和，推进佛教在名士间的传播，又推动佛法与本土传统思想的融合。

摘自《僧诗与诗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