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佛笔记

中国佛教义学概说
2024-10-27 11:07

佛教是一种以信仰为根本、解脱为目的、教育为中心、文化为纽带的宗教,教理研究是佛教信仰的理论基础,是学佛修行必不可少的重要步骤。佛陀把学习佛法归纳为闻思修三个步骤,学佛以闻思为开端,通过对佛教教义的深入研究,通达佛法的真实义,然后通过实践(修行)去印证研究的成果,最后真正体悟到佛法的要旨。

从历史上看,佛教最为兴盛的隋唐时期,也是佛教义学最为繁荣的时期,八大宗派于此形成,各宗各派高僧学者辈出,著书、立说、讲学等义学活动如火如荼,上至帝王,下至普通百姓,都能谈经论禅。因此,研习教典与实际修证二者根本上是相辅相成、展转增上的关系,不可割裂看待。同样的,诠释经典也不能当作单纯的学术研究,而要与实际的修学次第相融合,只有达到教证一体、见行合一,佛法才能常住世间。

由此可见,对佛教义理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是佛教徒修行的必要途径,是住持、传承、弘扬佛法的根本所依,也是佛教复兴的必由之路。

我在佛教讲经交流会上曾说:中国佛教经典阐释的历史源远流长。从佛教初传中国时的格义佛教,到南北朝时代阐释般若思想的六家七宗与学派繁荣,到隋唐时期的八宗竞秀与义学兴盛,再到近现代的佛教复兴运动与人间佛教思想兴起,中国佛教的经典阐释创造了光辉的思想宝藏,形成了深厚的义学传统,推动了佛教的中国化进程,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发展繁荣与中外文明交流互鉴。

公元1世纪,佛教刚开始传入汉地,印度大乘佛教尚未大兴。公元2世纪中叶之后,大乘般若空宗逐渐兴起,并随着西域僧人的经典翻译而流播中国。最突出的代表为月氏国僧人支谶于汉灵帝光和二年(179)所翻译的《道行般若经》,经中所阐发的缘起性空思想,对随后汉地佛教义学的兴起影响甚巨。被称为中国西行求法第一人的朱士行,便是因《道行般若经》在翻译上存在缺憾而发愿前往西域求经的。朱士行于曹魏甘露五年(260)从长安出发,经过艰苦跋涉,终于在于阗得到《放光般若经》的梵本,后由他的弟子弗如檀于晋武帝太康三年(282)送回洛阳,并在晋惠帝元康元年(291)由无叉罗和竺叔兰翻译成汉文。《放光般若》一出,立即为学人争相研阅。此类般若经典的翻译为随后东晋般若学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乃至形成六家七宗的鼎盛局面。到了后秦弘始三年(401),随着鸠摩罗什大师入主长安译场,代表印度大乘佛教中观思想的论典,如《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被系统翻译成汉文,更促进了汉地般若空性思想的兴盛与传播。

公元4世纪以后,随着印度佛教大乘瑜伽行派的兴起,前来汉地的天竺僧人越来越多地开始翻译大乘瑜伽行派的经论典籍,如:北魏永平元年(508),来自北天竺的菩提流支和中天竺的勒那摩提所翻译的《十地经论》;梁武帝大同元年(546),来自西天竺的真谛所翻译的《摄大乘论》。以这些大乘瑜伽行派的论典为依据,在汉地分别形成了地论宗和摄论宗,这也为后来唯识宗的兴盛奠定了基础。

隋唐佛教义学蓬勃发展,名僧辈出,正如赵朴老所言:对佛学义理上的阐发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前代。与般若学兴起前期的状况类似,由于外来僧人翻译经典的解释不一,乃至有彼此矛盾之处,遂激起玄奘大师前往天竺求法的决心。在之后长达17年的求法之旅中,玄奘大师所求得并翻译的经典,囊括了大乘瑜伽行派主要的经论,如《解深密经》、《瑜伽师地论》、《摄大乘论》、《显扬墨教论》、《辩中边论》、《唯识二十论》、《唯识三十颂》等;同时也包括小乘说一切有部的主要论典,如《大毗婆娑论》、《阿毗达磨发智论》、六足论、《俱舍论》等。不仅如此,玄奘大师还把般若空宗的根本经典《大般若经》六百卷也完整翻译了过来。大师翻译的系统的佛经论典,不但为唯识宗的创立奠定了基础,更为汉传佛教其他各宗各派的兴盛,提供了宝贵的经典依据。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律宗、净土宗、禅宗等大乘各宗派百花竞放,唐中叶后又陆续出现禅门五家及华严宗、密宗。这些宗派创立之后,随着隋唐中国对外交通的开拓,不久即传播海外。

唐朝末期,佛教惨遭武宗灭法,佛教的社会影响遭到极大削弱,加上宗派之间的门户成见,宋明理学的兴起,对佛教的生存发展构成了巨大挑战,佛教义学也趋于长达千年的衰落。直至近代,在杨仁山居士等大德的全力振兴下,佛教义学才重新焕发出时代的光彩。

如赵朴老在《佛教常识答问》中讲到:我国佛教自唐武宗毁法( 844)以来,义学凋敝达千余年,经过近百年中僧俗大德学者的努力而渐有起色,这是值得庆幸的。近代的佛学提倡者首推杨仁山(1837 -1911)。为了培养人才和扩大佛典流通,便利佛学研究,他用了几十年的光阴,致力于讲学和刻经事业。他所创办的金陵刻经处曾经刊印了由日本取回的我国已经遗失的性、相诸宗的重要著作,因而使性、相两宗的教义得以复兴。金陵刻经处同时又是讲学场所,谭嗣同、章太炎等都在那里听过他的讲,在他的培育影响下产生了一些佛教学者,其中特出的是欧阳竟无居士,专治法相唯识之学,他在南京举办的支那内学院,成为当时法相学的重要研究场所。与欧阳齐名的法相研究的提倡者有北京三时学会的韩清净居士。

摘自《世界宗教研究》 201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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